优绩主义传承的是优势还是不公平？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五卷，为免费内容。

“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这句话足以概括精英社会的现状。努力就会成功吗？也许。但历经万难成为人上人后，顶层的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安逸。昂贵的教育投入和工作所带来的人格异化与时间饥荒，是成为精英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精英的陷阱》中，耶鲁大学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从精英身份出发，揭露了 20 世纪中叶以来优绩主义给美国带来的阶层分化与结构失衡。美国生活的一条公理是：一个人的优势或成就理应来自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而非世袭的地位和身份。但恰恰是这种主导社会的优绩主义教条（而非对其的偏离），打造了新的特权的集中和传递机制。马科维茨运用海量数据揭示了优绩主义的内部机制和后果：中产阶层的工作岗位边缘化，收入停滞，与劳工阶层逐渐趋同；精英则通过垄断教育资源和高薪职位积累大量的财富，同时自身陷入竞争和内卷的困境。这是一个社会流动口径收窄、结构趋于病态的局面，一个对所有人都无益的陷阱。作者呼吁，美国应该降低教育的竞争激烈程度，让中等技能的劳动力重新回到经济生产的中心。

经中信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本书第五章《优势的传承》分享给读者。

「卷」在出生前

精英家庭的子女对精英优势的继承早在他们出生前就开始了。年轻富有的成年人会做出两个互为关联的选择：与谁结婚以及是否维系婚姻关系。正是通过这些选择，精英在不断为自己的子女赋予各种优势，而这些优势是非精英家庭出身的孩子不可能得到的。而且，富人群体并不是单独地，而是共同地做出这些选择。与中产阶层的孩子相比，富人家的孩子从孕育、出生到成长的环境明显更为优越。精英阶层内部通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经济学家还为之起了一个不太雅的名字：「选择性婚配」（assortative mating）。

在 19 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选择性婚配在镀金时代的贵族中相当普遍。但是，这种现象在 20 世纪上半叶逐渐式微。1960 年，美国家庭中夫妻双方都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只有 3%。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使精英阶层重新偏好在阶层内部选择配偶。截至 2010 年，美国家庭中夫妻双方均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足有 25%。（要知道，美国成年人中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只略高于 30%。这就意味着只有极少数的大学毕业生会选择与没有上过大学的人结婚。）此外，夫妻双方均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增至原来的 5 倍，从 1960 年的不到 1% 增长到了 2005 年的 5% 以上。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很简单且合乎常情：美国的大学和研究生院在 1960 年主要以男性为主，但如今男女比例已经持平。因此，无论从个人还是群体的角度看，大学已经成了所有人遇到未来伴侣的重要场所。在当代的校友杂志上，满是同学结婚或是小孩出生的消息。不过即便很多时候是无心插柳，这些婚姻总体上也极大地将精英阶层集中起来，无论是在同一世代内部，还是跨越世代之间。选择性婚配加剧了结婚群体内部的经济不平等，相当于在精英劳动者收入持续增加导致的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基础之上，又添加了一个乘数效应。如果说 1960 年的婚姻配对在教育程度方面还是随机的，结婚对家庭收入的不平等不会造成明显影响，那么当同处于高薪阶层的精英劳动者内部开始互相配对时，他们的婚姻对家庭收入的不平等就不可能毫无影响。如果我们用随机婚配取代今天的选择性婚配，或者延续 1960 年之后较低水平的选择性婚配，那么家庭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整体上会减少 1/5 或更多。

此外，选择性婚配加剧了下一代的教育不平等。精英阶层内部不仅婚配比例在增加，而且婚姻关系越来越持久，进而会在成熟、稳定的婚姻关系中养育子女。这一点使精英阶层与穷人以及中产阶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这种差距为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孩子带来了巨大的优势。首先，相比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非精英女性，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女性越来越多地选择在婚后生育。在 1970 年，对于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女性来说，非婚生育仅占生育总数的 10% 左右。然而今天，受教育程度成了决定婚姻与生育之间关系的压倒性因素。在接受过专科教育的女性中，非婚生育的比例为 1/20；在接受过专科以上教育的女性中，这个比例为 1/30。相比之下，在受教育程度最低的 2/3 的女性（包括拥有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女性），非婚生育的比例高达 60%。总体而言，只有高中学历或大学肄业的女性往往在婚前两年生孩子，而拥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则往往在婚后两年生孩子。精英阶层的婚姻关系也比同龄的非精英阶层日渐长久。1960—1980 年，美国的离婚率上升了大约 2 倍。但是，从 1980 年开始，美国的婚姻关系沿着社会经济的轴线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在处于经济分配底层 3/4 的人群中，离婚率大致稳定，甚至还有所上升；而处于经济分配高层 1/4 的人群中，离婚率有所下降，实际上回到了 1960 年的水平。今天，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女性在结婚 10 年内离婚的比例（约 35%）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约 15%）的 2 倍左右。

电影《小富翁里奇》（1994）剧照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1960—2010 年，拥有专科以下学历的美国成年人中已婚人士占比的下降幅度，相比于拥有本科学历的成年人中已婚人士占比的下降幅度，要高出一倍。（而那些大学肄业的美国成年人中已婚人士占比的下降幅度，与仅有高中教育程度的成年人中已婚人士占比的下降幅度趋同。）从这些方面来看，婚姻已经成了富人的事情。出身于富裕家庭、父母均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比其他孩子——不仅是贫困人家的孩子，还有中产阶层的孩子——更有可能在父母双全的家庭中长大。1970—2010 年，在收入分配处于中间 1/3 的家庭中，不是由双亲共同抚养长大的孩子占比的增长速度，是收入分配处于上层 1/3 家庭的孩子的 3 倍。这样的差距在今天看来尤为惊人。例如，在年收入大约为 2.5 万美元的家庭当中，约有 55% 的儿童是由单亲抚养长大；在家庭年收入为 6 万美元的家庭中，这一比例为 25%；而在家庭年收入超过 10 万美元的家庭中，这一比例仅为 10%。此外，生活在美国富裕程度与受教育程度排名前 5% 的地区的儿童，90% 都与自己的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这些态势分布完全符合优绩主义内在的经济逻辑，尤其是世代传承的逻辑。当家庭成了经济生产——培养下一代人力资本——的基地，那么通过选择伴侣、构建婚姻来优化生产的压力就会增大。精英利用他们的财富和地位来支持他们严谨保守的生活方式，以维持自己的优势。精英之间的婚配要确保他们的孩子在出生后，不仅不会浪费所能继承的精英优势，并且会带来丰厚的回报。

优绩主义，正在掏空中产家庭

优绩主义下的精英是后天培养而非天生的，但他们也并非完全自我塑造而成。精英教育与普通教育几乎在可以想象到的所有层面都有差别：不论是人员、设备、方式，还是目的、学习计划。所有这些差异积累起来，引领着来自富裕家庭、接受精英教育的孩子过上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与美国成年精英劳动者的生活完全契合的生活方式。然而，这种生活方式的独特之处很难简单定性，精英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区别也很难从单一的角度予以衡量。就此观之，主导着富家子女早年生活的精英教育，与主宰着他们成年后生活的上层工作也无分别。

精英教育与精英工作的关联性表明，对富人与其他人所接受的教育水平差距的综合衡量，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教育不平等的本质，就像收入最高的 1% 群体的收入占比可以说明成年人之间的经济不平等一样。此外，精英教育与最高劳动所得之间的关联性为创建统计数据提供了一个方向。劳动所得代表的是一位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所获得的回报，而教育连带其所有相关面向都是在打造和增加一名学生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因此，要对富家子女所接受的精英教育进行综合衡量，首先必须剥离围绕在精英教育四周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细节，忽略精英父母在子女抚养和教育上做出的直接的、个人化的、实物的投资。相反，要将教育简单视作对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可以用金额来衡量。

接下来，我们考察与一个典型的中产阶层家庭孩子相比，一个典型的富裕家庭孩子在教育上所获得的投资金额能多出多少。例如，一个孩子出身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典型富裕家庭（收入属于全美最高的 1% 家庭之列），另一个孩子出身于密歇根州圣克莱尔湖畔小镇的典型中产阶层家庭，两人在教育上获得的投资金额有着多大的差距呢？根据前文进行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对几个关键数额做出粗略（但保守）的估计：幼儿园阶段每年的投资差额在 1 万 ~ 1.5 万美元；小学阶段每年的投资差额在 2 万 ~ 2.5 万美元；中学阶段每年的投资差额在 5 万 ~ 6 万美元；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每年的投资差额在 9 万美元。最后，为了将精英在童年时期逐年获得的投资总结为一笔单一的数额，我们要将当今精英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置于历史的维度进行观察。昔日有闲阶级的收入和地位主要来自他们积累的物质和金融资产所产生的回报。无论是从绝对数值来看，还是与中产阶层相比较而言，根植于旧时代社会和经济秩序的贵族精英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明显少得多。相反，他们通过赠予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诸如土地、工厂、股票和债券，来提高子女的收入所得和社会地位，确保财富和特权的代际传递。通常来说，这些赠予大都以遗产继承的方式获得，由父母在临终的时候交给作为继承人的子女。传统的财富传承模式也反映了当时财富的主要表现形式。

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教育不平等的本质

相较而言，优绩主义制度之下，精英阶层的财富并非表现为闲暇和资本收入，而是来自超高技能的劳动所得。根植于新秩序的精英父母，自然会为子女日后能加入上层劳动者的队伍提供社会和经济基础。父母在世时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已经取代了旧时的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遗赠，成了精英地位世代传递的主要手段。因此，可以借由计算传统的遗赠规模来衡量当代精英的人力资本投资。为此，我们可以假设，一名来自全美收入最高的 1% 家庭的孩子与一名来自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每年在教育上获得的投资差额都可以被取出来，投入一个信托基金，作为富人家庭的父母去世后留给孩子的遗产。接着，计算这笔遗产的大小。要计算出确切的结果需要依赖各种假设，所以结果不应太过精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给出合理的估计（即便在背景假设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依然稳健），最后得到的结果可以说令人瞠目结舌：一个典型的富裕家庭对子女人力资本的投资远超一个贫困家庭甚至中产阶层家庭的投资，差额就相当于旧时的贵族父母留给孩子的遗产。放在今天，这笔遗产的规模大约为每个孩子 1000 万美元。每个孩子 1000 万美元！这就是精英阶层家庭的子女所继承的父母资源的总值。

之所以说它也是一种继承，是因为它的确是由父母传给了孩子，以实现精英地位世代传承的愿望。它是优绩主义下的优势继承，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通过优势继承所获得的教育无情地追求并奖励成就：精英父母、家庭教师和学校老师都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技能和成就；孩子要想上精英学校就需要面临激烈的席位竞争，一旦被录取后，又继续面临激烈的成绩竞争。第二，精英子女继承的优势资源使其有资格进入竞争残酷、以绩效为基础的精英职场。精英阶层对子女教育的投资，无论是从绝对值来看，还是相比于中产阶层家庭的投资而言，都是巨大的。它代表了一种全新而独特的优绩主义代际传承机制，可以说是一场「家庭财富的传承革命」。

富裕家庭的父母及其子女自然地倾向于将人力资本投资作为实现收入和社会地位世代相传的首选途径。这就是为什么随着收入的增加，教育支出比其他主要的消费支出增速都快；也是为什么近几十年来，教育支出的不平等程度相比于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上升得更快。事实上，对优绩主义的想象已完全掌控了精英阶层，即使是超级富豪——拥有足够的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完全可以通过传统的遗赠方式确保财富和地位的代际传承——也通常以优绩主义的优势继承作为留给子女的主要遗产或者唯一遗产（就如同马克·扎克伯格所做的）。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从世袭的有闲阶级引领的社会到由工作的富人引领的社会——使得上述富豪的操作变得合理化。优绩主义的优势继承，即富裕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与中产阶层家庭的投资之间的巨大差额，成了优绩主义之下代际传承的主导力量。精英教育成了优势继承的媒介。精英劳动所获得的收入便是通过精英教育建立起的优绩主义继承的价值体现。

优绩主义产生的毁灭性结果

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曾经表示：「我所接受的教育对我的价值不仅取决于我拥有多少，还取决于在职场竞争中排在我前面的那个人拥有多少。而且，无论我和排在我前面的人拥有什么样的（绝对）教育程度，情况始终如此。」优绩主义教育将这种奇特逻辑所产生的后果发挥得淋漓尽致，产生了毁灭性的结果。

一方面，与其他的普通商品不同的是，在精英阶层花钱购买精英教育时，他们直接减少了其他人获得良好教育的机会。当有钱人购买昂贵的巧克力时，并不会让中产阶层的普通巧克力口味变差。但是，当有钱人在教育上大笔投资时，的确会降低普通中产阶层所获得的教育和学位的价值。花钱送孩子参加考试补习的家长其实降低了其他人进入亨特学院附属高中的机会，而这所高中为学生提供的高质量教育降低了其他人进入哈佛大学的机会。优绩主义的每一次胜利必然导致其失败的一面。

电影《社交网络》（2010）剧照

另一方面，精英阶层内部的教育竞争消除了一个重要的消费抑制效应，即当收入上涨时对普通商品的需求量会减少。有钱人或许安于巧克力的口味，却无法满足于现有的学校教育。相反，他们对子女的教育会不断投资，越来越多，力求互相超越。若不是因为孩子对教育培训的吸收能力有其体力和心理上的限度，再加上学校和家长一次只能聘请一位老师进行辅导，孩子一天上课的时间也就那么多，他们的投资将根本没有上限。优绩主义教育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场浪费资源且具有破坏性的教育军备竞赛，最终结果是无人从中受益，包括那些竞赛中的胜利者。

美国的优绩主义教育从两个方面来看都在接近极限。最顶尖的精英学校与大学几乎只服务于那些能够支付得起极限教育费用的富家子女。然而，从人的角度来看，优绩主义教育对这些富家子女的服务越来越差。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时，对学校竞争和追求奖项表现出了一种强迫性的执着。不论是懒洋洋的玩耍和放纵享乐，还是对学习的深刻反思和内在热爱，都正在成为历史奇物——只存在于优绩主义陷阱之外的生活回忆中。今天，富有的年轻人之所以孜孜以求、刻苦训练，是为了通过各种测试和入学考试的竞争，以此获得并展示成年之后进入精英职场所需的人力资本。他们的父母更是将大部分的成年生活围绕着竞争展开，以维护自己的阶层地位：他们陪伴子女阅读、学习、培训，为子女发愁，甚至为了子女的前途而选择结婚并维持婚姻稳定。所谓「直升机式育儿」，不过是将上层劳动运用于优绩主义体制下的阶层地位再生产中。所有这些竞争的压力在经年累月之后就会产生明显的伤害。

首尔富人区的学生，其努力程度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学生，他们在过去 10 年间脊柱侧弯的发病率增加了一倍以上，此外医生还在他们之中发现了一种现象——「孩子的头向前紧张地弓着」，并将这种现象命名为「乌龟颈综合征」。在耶鲁大学法学院，70% 的受访学生承认自己在该校就读期间「遭遇了心理健康问题」，尽管他们的前途看上去一片光明。他们遭遇的主要问题就是焦虑、抑郁、恐慌和经常性的失眠，全都是神经处于极度疲惫状态的表现。如果说曾经的常春藤盟校只不过是悠闲的世家子弟给自己镀金的地方，那么如今它已经变成了争夺和保持精英地位的公开战场，每个人都势在必得，但也有人可能就此失去。优绩主义教育同时也会造成一些没那么明显但同样严重的伤害。时刻充斥着竞争的生活让学生们只追求表面的成功，并对失败怀有深深的恐惧。这种情况十分严重，以至于出现了专门描述这种情况的类型文字。批评者们用各种方式来称呼这些精英学子，说他们「非常聪明」但又「极度困惑」，「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犹如「行尸走肉」。在众多的说法中，或许最令人难忘的是将他们形容为「优秀的绵羊」。

最近，一批来自顶尖研究生院的精英学子被问道，有谁愿意一周花 15 个小时完成一项本质上毫无意义的任务，以获取职业上的竞争优势。所有人都表示愿意，并对这样的问题感到惊讶。针对精英教育的批评往往将其弊病归咎为精英阶层自身的弱点或恶习。一些批评者从明显的道德角度出发，指责是一批自私自利、矫揉造作又溺爱的父母培育出了毫无胆识又唯利是图的孩子。另一些批评者则从认知的角度出发，指责这些有钱人缺乏远见与自我意识，并对自身的人性发展缺乏关注——因为正如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所说，这些人从小就被教导并自以为是地相信「自我是你本来就拥有的东西」。这些批评的声音，与之前提到的将精英阶层的超高收入归咎于寻租甚至欺诈的说法并无二致。这些攻击屈服于优绩主义的魅惑，本能地将观察到的优绩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任何恶行都视为优绩主义秩序的腐败或反常行径。然而事实上，这一切又是优绩主义之下一个更深层、更黑暗的逻辑在发挥作用。精英教育的缺陷并非源自富裕家庭的父母和孩子异乎寻常的贪婪、愚蠢或缺乏经验。相反，它们的出现源于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的内部动态机制，是不可避免的。

并对失败怀有深深的恐惧。

在学校竞争如此激烈、在校成绩决定一切的情况下，只有「局外人」才能无视教育的工具作用，专注于教育的内在价值。唯有对收入与地位毫不在意的「世外高人」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脱颖而出的「天才」，才有可能追求优绩主义教育本身。至于品德和能力都一般的学生，他们必须把目光持续锁定在优绩主义带来的奖赏。成年人为儿童设定了日程，工作则以自身的形象重塑了家庭。模仿职场环境的学校教育曾经引发激烈的批评——其指责旨在训练劳工阶层的孩子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接受资本支配的资本主义美国教育，如今依然存在并且发展良好。只不过，现在这种教育模式在精英阶层内部得到了最为显著的应用。今天的精英学校教育经过精心调整，旨在训练学生抵御眼前环境的干扰，抵制追求自身独特的真实兴趣的冲动，坚定地塑造自己从而迈向优绩主义体制从外部为其设定的目标。优绩主义教育并不认为自我是一个人本来就拥有的东西，而是明确将精英的童年定格为一种有意识的努力，旨在打造一个能够凭借实力获得成功的自我。经过精心调整的精英学校教育将自我作为人力资本来培养和衡量，以自我利用和自我剥削的优绩主义技术来训练精英劳动者。还是那句话，富人通过自我剥削获得了巨额回报，因此没有立场发出任何道德层面的抱怨。然而，优绩主义教育作为一种特权与优势的代际传递机制，代价极其高昂（它的高效也无法抵消这一代价）。

原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存在的父母善意的忽视和孩子们自由玩耍的空间，如今已被时时刻刻的监督与密集的培训取代；父母过去的家庭生活围绕着成年人的世界展开，如今变成以培育子女为主导；原本无忧无虑的孩子，如今却充满焦虑地为未来做准备。富裕家庭曾经是消费的主力军，但如今已经成了一个投资和生产的场所，目的就是积累下一代的人力资本。价值 1000 万美元的优绩主义优势继承，代表了这一新机制运作的金钱成本，而精英学子疲于奔命、焦虑不安的不真实感则体现了该机制运作的人力成本。从这两方面来看，父母一辈的不公正行为降临到了子女身上，并将世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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