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美专家在上海激辩：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吗？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现在国际形势非常特殊，中国和一些国家的关系也非常特殊。自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的5年，我看到很多西方的媒体、智库、政客对中国的看法、报道有时并不非常真实和客观，于是我作为一家智库的负责人，向相关方面建议，为什么不邀请很多对中国有研究、对国际形势有研究的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学者、战略界的专家到中国来，让他们随便走、随便看，了解后疫情时代的中国？

于是由我们一所大学的智库组织了这次活动。所以，我首先特别感谢今天到场的10位国际学者们，接受了我们研究院的邀请来到中国。更要感谢安排这次“明德战略对话”的几个城市，尤其是上海。今天来到“明德战略对话”第一站、第一场座谈会，接着还会去义乌、温州，最后到北京。“明德战略对话2024”安排时间约一个星期，20多场活动，昨天晚上上海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嘉鸣同志宴请了各位国际专家。今天第一场座谈会之前，大家都参观了上海浦东改革开放展，相信大家都有很多感受。

今天“上海经济金融战略座谈会”，请与会嘉宾围绕着上海、围绕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畅所欲言。后排还有很多来自上海方面的一些媒体，也希望能够畅所欲言。

过去几年，国际上一些媒体总是对中国有一些误解，有的认为中国经济见顶，甚至说中国改革开放止步，有的说中国变得不开放。所以今天到第一站上海就想向各位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上海。

今天的座谈会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邀请来自上海的四位官员和学者，依次从各自的角度向各位介绍他们的研究心得和所熟知的一些领域。

第二，有请各位专家畅所欲言表达你们的看法和问题。希望你们问一些更加尖锐、更加直率的问题，畅所欲言。今天不是官方的发言会，而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中国一所顶尖大学主办的“学术活动”，所以希望各位问任何想知道的问题。相信我们的专家都愿意回答。最后一排是记者，也希望记者有一些互动，总而言之，希望大家更好地相互交流。

今天就“全球南方”和金砖国家合作发表一点看法。

最近两天在国际关系领域，“全球南方”是一个热词，它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不包括美国和西方国家。“全球南方”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那个时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也是其中的一员。因此中国从这个概念出现之始就是全球南方的成员，中国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拥有共同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友谊。

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全球南方”成员，GDP和经济发展水平只是一个指标，关键是要看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谋求利益，虽然现在有一些美西方国家想通过建构理论、设定标准，将中国从全球南方排除出去，这是徒劳的。有个别的发展中国家想做全球南方的领袖，想通过喊喊口号、做做姿态，或者充当所谓“全球南方”的声音，将“全球南方”的诉求传递给美西方，或者发挥所谓在“全球南方”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桥梁作用，甚至要乞求美西方支持他成为全球南方的领袖，以达到离间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目的，这种企图也必定会失败。

中国和“全球南方”争取建立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途径之一是通过金砖国家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南南合作来实现。金砖国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2009年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第一次金砖国家峰会，可以看到金砖国家建立的初衷，就是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在过去15年的发展过程当中，金砖国家已经建立了政治安全、经济合作、人文交流三大支柱，在机制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特别是建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金砖国家的新开发银行的总部就在上海。2011年时南非加入金砖机制，这是金砖国家首次扩员。2017年在厦门金砖国家峰会上，中国提出金砖+的概念，金砖+合作机制。2023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峰会上金砖国家成功扩员，现在金砖国家有10个成员国，后面还有30多个国家在排队加入。这些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资源禀赋、形成互补的机制。

今年金砖国家峰会将在俄罗斯的喀山举行，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希望减少对美元的依赖，金砖国家之所以要推动这项工作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1.这些国家在GDP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和在全球经济治理上的话语权的失衡感到不满。2.美国频繁地利用升息和降息手段收割广大发展中国家，使得这些国家苦不堪言。3.金砖国家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对美国在俄乌冲突之后将美元武器化，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感到担忧。但是金砖国家并不打算取代美元，但是确实需要一种新的替代货币，或者是新的交易选择。另外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比如说俄乌冲突、巴以冲突，金砖国家和美西方国家的观点也不同，他们会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

我想金砖国家的影响力还会进一步增强，但是金砖国家并不想完全取代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希望为现有的全球秩序提供补充性的和修补性的经济和外交的替代方案。

向大家汇报这些。谢谢。

非常感谢邀请我们来参加这次会议，来到上海。非常高兴。

我们参观了今天的展览，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中国行走，第一次来到上海，看到非常多的景象，看了很多上海经济的发展，也看到了中国的发展。

我观察到，1996年时我们领导人参观了上海，我们总理也来过中国很多次。事实上，我可以说在与上海合作的金融中心中，卢森堡是第一大投资地，跟上海有很多的合作。卢森堡也非常欢迎中国的投资者、欢迎欧洲的投资。我们那里也是金融中心，有很多银行、金融机构。

卢森堡对中国的公司以及中国的金融机构有非常多的投资，很多中国主要的银行也在卢森堡设有总部，卢森堡和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合作传统，卢森堡作为欧洲的金融中心，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卢森堡和上海、和中国有非常多的历史往来和交流合作，包括双方在金融行业的交流，比如上海交易所与卢森堡交易所的合作。

欧洲和中国之间有非常多的历史渊源，也有很多成功的合作经验。大家可能认为欧洲有27个成员国，那么欧盟为何不能以一整个国家的名义来进行合作，这从法律意义上不可能。欧盟不可能当作一整个国家来运营。欧洲有一些成员国和其他成员国行事方式不一样，不同的成员国跟中国的关系也不一样，不同的国家处事方式不一样，但我们总是可以找到非常好的解决方案，让中欧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坚实，找到解决方案。从长远来看，我比较看好中欧关系的发展前景。

刘宗义先生刚才讲到“南南合作”，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非常快，甚至可以说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发展中国家，从我的角度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中的一员，所以刘宗义先生能不能从这个角度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目前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有不同的定义。

比如说，我们帮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成为发达国家，是否有意义？因为中国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发达国家。中国已经和西方国家一样发达，为什么西方这些国家要说帮助中国变得更加发达呢？中国在发展上已经非常成熟，有些西方国家不能接受中国突然间又变成发达国家，成为他们的竞争国，他们不能接受。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西方国家应该尊重中国的发展。

从中国的角度，我们还是愿意称自己为发展中国家，我们跟世界上差距还是有的，所以我们宁可认为自己仍然是在发展中。一会请刘宗义先生回答。再请一位美国的专家发言，有请来自于乔治梅森大学的马克·罗泽尔先生。

感谢邀请我来到明德战略对话，去年11月我在北京见了不同的大学领导，同行等等，我们当时也讲到，怎么样进一步在大学、学院层面进行国际交流。非常高兴去年能来到北京访问，也非常开心能够在疫情之后再一次见到大家，能够重新携手一起合作，让我们的联系上升到更高的层面。

这一次来到上海，我们双方之间有沉浸式的对话，我是美国人，是乔治梅森大学政策与政府学院的院长，乔治梅森大学在弗吉尼亚州北部。我这次参会，最感兴趣的议题是大学、科研机构在区域发展上扮演什么角色。我对这一点非常感兴趣。

我们当时在美国谈论过，大学学院怎样才能成为经济发展主要的驱动力，以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大学也是非常好的平台，能够帮助我们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我们能够持续更好地吸收到更多的海外国际学生，今天已经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学生加入进来。我个人更感兴趣的是，在上海、在中国的这些大学，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大学和学院怎么样更好地设立相关园区、项目等等，这些园区和项目如何能够成为区域发展的门户。

这正是这次活动的意义，我们作为人民大学的学者，非常愿意跟乔治梅森大学合作。第三位有请来自英国的罗思义。

我参加这个访问第一个目的，就是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第二个目的是怎么样更好地和中方之外的部门进行交流。我个人之前在伦敦市政府做相关政策的研究，我自己也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工作。

首先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等外媒对中国的描述。如果想要读《金融时报》需要花5美元，非常简单。我认为，这些媒体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金融时报》对中国的观点、观念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有时《华盛顿邮报》报道也并不是很准确。所以不同的媒体对中国的描述不一样。

在很多年之前有些评判并不是那么的标准、客观。但是此次行程，我希望能更进一步了解真实的信息、具体的事实。我之前参与和中国高级官员之间有过对话，我和上海也有渊源。我之前在伦敦也参加了一个相关的政府对话，是一个英国的外交部召集中方和英方进行的会谈。整个会议形式非常正式，上海的市长做了演讲，讲上海市与伦敦市之间的关系，是个非常官方的活动。表达了上海和伦敦之间相互尊重，有非常坚实的合作基础和深厚的友谊。我在会议上讲版税、税务等等议题讲了5分钟时间，问了一些具体实实在在的问题。我也很开心参与那样的会议。

谢谢。

今天很荣幸跟大家交流。我第一次来上海是1988年，我很关注中国各方面对外开放的一些措施，张主任介绍了上海的状况，我想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结果，你们正在准备开展什么样新的试点？刚刚说准备到巴黎去考察，有时间也欢迎到经合组织，我们可以请一些专家来为你们介绍其他国家的情况。

另外我想问谢主任，因为我关注金融，关注到对外资的开放，特别是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方面的试点，在电子商务方面，上海开展第三方支付。这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这个试点有什么进展？是不是开展到其他地方了？因为外资企业在中国从事电子商务第三方支付是前提，如果第三方支付没有扩展到其他的地方，外资企业也没有办法准入。请问这方面有没有新的进展？以及如果有机会还是欢迎您到经合组织访问。

马吉特在巴黎工作，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在欧洲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研究中国40年，中文也特别好，也是人民大学的优秀毕业生。

非常感谢来到这里，非常高兴见到这么多同仁。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也想听到你们的回应，请问张忠伟先生，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香港在珠江三角洲有一个发展的规划，所以请您跟我们谈论长三角经济区和香港珠江经济发展区的合作，金融市场不同的支持，以及你们之间的合作，如果有一些竞争性的关系，这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对金融市场高质量的发展很感兴趣，我想了解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在您的演讲中，我也听到您提出的一些方式、和行之有效的办法。我有一个问题给刘宗义先生。在全球发展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看到了发展的扩大。60年代的发展和现在不一样，当时中国的声音并不是特别强大。请您在这方面给我们做进一步的讲解。

很荣幸来到这里，我非常喜欢今天上午的展览，我看了一个非常有趣的3D电影。

第一点，关于经济，全球经济现在都比较困难，包括中国、欧洲都有些困难。美国的经济稍微好一点。现在最紧迫的事情是需要更多的经济合作。昨天我也听到很多的介绍，目前我们正有步骤地加深合作。杰克·沙利文昨天和前天的访问，我认为方向是正确的，它正是一种接触和克服困难，并试图确保关系不会失控的方式，但这种交流应确保是常规而不是例外。还有关于人文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应该进一步发展。昨天我听说只有1000个美国留学生在中国，这个数字低得荒谬，应该至少有1万或者2万的学生。现在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的数量比这个多很多，所以我希望能加强全球交流。

第二点，关于“全球南方”，我也需要说几句。恕我直言，我真的不明白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和像中国这样的地缘政治大国是如何被视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这在10年或20年前是正确的，但现在不是了，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地认为中国是“全球南方”的一部分，中国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在东部。欧洲和中国必须加强合作，包括南非、非洲，有更大的合作，应该制定更多有利于合作的政策。我们一直在期待更好地合作。

第三点，关于欧洲的角色，欧洲应该扮演中国和美国之间桥梁角色，以前扮演过，有好的成果，也有不好的方面。中欧之间也有一些困难，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欧盟有一些政策需要重新考虑如何做进一步的改善，以避免失去双方之间的信任。他们希望中国对俄罗斯关系不要那么好，要冷却一下。欧洲以外的国家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我并没有谈致命的武器。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关系比较紧密的，这对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特别有利。

当一个国家帮助另外一个国家发展，比如在70年代、80年代美国帮助中国发展，变得更加强大，就像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在50、60年代，美国也帮助欧洲大陆进行发展。然而，到后面又是竞争的关系。美国不希望看到竞争，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也像80年代的关系。一个国家帮助另外一个国家，变好之后，接受帮助的人变成了他的竞争对手，这是美国不想看到的。现在我看到中国和很多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也是类似的关系，这是比较自然的想法。包括美国和欧洲之间也是这种关系。

这是我的见解。

美国学生最高峰时，在2016年、2017年，在中国大概有2万多美国的学生。2016年以后美国学生在中国就不断地减少。据我所知，最低的时候2022年大概只有300人。现在有1000人，我认为还是在增长，过两年三年还会更高。202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时也同意扩大教育、留学生、青年、文化、体育和工商界交流，我对此比较乐观。  

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们来到这里。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2000年，从那以后我也经常来中国，和中国很多方面进行合作。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我想做一些评论，我以前是律师，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在投资、贸易、能源等领域都谈到。很高兴听到刘兴华先生讲了很多有趣的东西。张忠伟主任的发言，说到西方公司在中国投资的情况。我虽然是在美国的教授，但是我是欧洲出来的。所以我想说一下欧洲。

真实的情况是，在欧盟那边有很多发展，涵盖美国的元素会少一些。从中国角度看，未来的发展情况和趋势会怎么样？邓小平先生之前说到中国的政策，也特别提到上海是中国开放的窗口、门户，也说到股权、股票等等。当时中国的角色、全球南方、全球北方的角色，我花很多时间研究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我的研究中也经常涉及这一领域。这并不是南方北方的问题，而是全球的课题，我们做了很多课题。中国想扮演领导的角色，比如中国在巴黎协定方面想扮演积极的角色，中国也会做得更好，生态文明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非常关注的问题。官方文件中也涉及到生态文明、人权保护等内容。

从全球角度，中国已经展示了多方面管理的方式，比如发展银行IIB，他们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他们非常开放，善于跟各方交流，包括欧洲和美国有很好的交流，这是比较好的模型，我认为中国应该以这种方式和其他的组织进行交流。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对欧洲有很大的影响。从2035年开始或许会有很多问题，西欧、中欧、波兰、捷克，这些国家并不希望有这些冲突。欧盟有27个国家，这些国家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中欧国家和西欧国家，在俄乌冲突上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国也可以从中欧怎么样发展更好的角度出发，去做出协调。中国和中欧可以扮演同样的角色，这也是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可以相互学习。

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非常荣幸来到这里，有机会参与到“明德战略对话”，我们并不是代表美国政府，我想聚焦一个问题：关于现代化的对话、更加开放的对话。

第一个问题，美国的角度更多看到在“一带一路”倡议上，中国政府在过去做了很多侧重，如何更好地将“一带一路”倡议整合到改革开放的中国中。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气候变化。我想了解中国在碳中和、气候变化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

第三个问题，关于航运，上海的航运和国际海洋协会等等之间有相关减碳的目标，非常好奇在航运减碳方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举措和做法？

刚才顾爱乐先生、白轲和克劳斯·拉雷斯先生都提到“全球南方”的问题。

中国从历史上是“全球南方”的成员，一贯的立场永远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问题，解决问题。

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样性非常强的国家，中国幅员辽阔，你们所看到的是最发达的地区，但是我们的中西部还有很多地区非常落后。我老家在山东，山东按说应该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但是我的老家还是比较落后。所以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我们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还有很多差距，比如说治理方面，有很多方面治理水平远远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现在看到关于“全球南方”的定义，“全球南方”也是最近几年才炒热，为什么美西方炒热“全球南方”的概念呢？我觉得很有目的。对一个国家的定位，有他人、其他国家给的定位，我们也有自我定位。我们自我定位中国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其他国家定义来看，认为中国GDP世界第二，中国有14亿人，印度的GDP是世界第五，印度也有14亿人，从经济总量来说，印度的经济总量也非常大。中国和印度的定位不一样，我们一直定位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印度自我定位为西南方国家，既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上认为是西方国家，同时地位上认为是南方国家，就像蝙蝠，既非鸟也非兽。

确切地定义中国是一个新兴经济体，new EMDs，不像你们一样是old EMDs。作为新兴经济体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2008年曾经OECD海利根达姆秘书处（HDP Support Unit)工作三个月的时间，为什么设立G8+5，就是把中国、俄罗斯、印度这些国家作为“他者”定义。现在重新炒作“全球南方”的概念，把中国作为“他者”要排除中国的意思，特别在地缘政治上非常明显。

白轲先生讲的发展，确实20世纪60、70年代的发展和今天不一样，今天中国强调发展，更强调可持续发展，我们在金砖国家内部强调要实现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当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金砖国家，他们是把中国作为一个要学习、要效仿的对象，确实是这样。中国在金砖国家里当仁不让就是一个领导性的国家。但是在议题方面充当领导，在所有事务上是leading state，并不是leader。

发展中国家最缺的可能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一些社会民生的提高。所以我们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这些国家非常有意义，我们在金砖国家内部也是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作为重点之一。

我们希望能和西方国家进行更好的合作，但在过去10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受到地缘政治的严重干扰，不仅有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干扰，而且很多国家在中国重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搞破坏，比如说巴基斯坦，中巴建设面临着严重的恐怖主义的威胁，我们清楚地的知道这些恐怖主义的支持者来自外部的力量，比如说来自印度可能还有其他的国家。我们希望和美西方进行密切良好的合作，比如去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当时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要参加峰会，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和中央外办的同事交流，我们在做工作，希望俄罗斯能够允许马克龙参加约翰内斯堡峰会，但是俄罗斯是反对的。

中俄关系我讲三点：

1. 中国俄罗斯在国际地缘政治方面面临共同的威胁，有很多中国学者的判断，美西方对于俄罗斯和中国的态度先俄罗斯再中国，如果把俄罗斯打倒下一个就是中国。非常明确地看到乌克兰的战争，俄乌冲突就是一场“代理人”战争，当然受损最大的是欧洲。

2. 中国和俄罗斯现在的合作，主要限于政治、战略和经济层面，我们没有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中俄之间没有武器交易。特别在俄乌冲突紧张的背景下，中国没有向俄罗斯提供任何武器。话说回来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话，俄乌冲突早就结束了，凭中国的武器供应能力，俄罗斯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打乌克兰。

3. 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正常的经济贸易，同时印度也在和俄罗斯进行经济贸易，特别是石油方面，印度从俄罗斯购买石油，从2020年年初占进口石油的2%，现在占印度进口石油的40%，增长这么多，美国和西方基本是无视，看不到。看到顶多说两句，因为美西方，特别是美国需要印度遏制中国。我们对俄乌的态度一直是劝和。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和欧洲合作，一起促进俄乌冲突的和平解决。

关于发展中国家我有一个体验，中国真的是发展中国家，这次我原来想安排各位到中国的中西部一些更加落后的地方看一下，因为上海是中国最好的地方，但这次我去协调时，真的要特别感谢上海热情的接待。

我联系一些中西部的小城市，他们都不敢接待各位。他们说，我们这里太穷了，不好意思给欧美国家的专家看到。所以，不要把中国视为发达国家，中国很好客，中国文化中总是喜欢想把最好的展示给大家看，但不要误认为上海就是整个中国。上海当然是中国最好的一部分，我们还有更多发展中的地方，还有穷的地方，我们希望发展得更好，所以中国不是发达国家，中国也希望永远做发展中国家。

我也是一个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的学者。我作为一个嘉宾，不是作为主持人，有几个问题我也想回答一下。

刚才有三位学者讲到，美国、欧洲都在帮助中国，的的确确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美国、欧洲都帮助过中国，中国对此非常感激，非常欢迎美国和欧洲的帮助，中国是一个感恩的民族，永远不会忘记改革开放45年来，美国、欧洲对中国的投资，为改革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多帮助。

另外一方面帮助也是相互的，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中国也帮助了美国、欧洲、也帮助了世界。我们为世界提供了非常好的物美价廉的商品，我们为世界提供了很多公共产品，我们也为世界提供了和平和稳定。

如果现在的中国仍然是45年前、改革开放之前的穷的中国，那是世界的灾难。如果现在中国仍然是“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中国，那世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中国的富强是世界的福音，我们也帮助了世界。所以，这个帮助是相互的，我们应该相互地感激、相互的帮助。

中国无意成为美国和欧洲的竞争对手，我们的领导人从来不说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也从来不说中国是欧洲的竞争对手。美国的领导人，那么多届美国的总统、国务卿，经常批评我们中国。但是，中国，除了外交部长，为了反驳性地批评美国、批评欧洲，中国高层领导人，可以从任何公开场合看，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国务院总理，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批评过任何一句美国或者欧洲，这并不是我们内心觉得不值得批评，而是保持着克制，我们不希望激化中国和美国、欧洲的矛盾，保持一种克制。这说明中国对中美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地缓和，这是中国的文化决定的。

至于中国当下的供应链和高科技，我们的的确确越来越有竞争力，这种竞争力首先是市场竞争自然的结果，中国人很努力，中国的科学家们、中国的官员们、中国的企业家们都很努力，这是努力换来了中国的产品、中国的工厂，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这也是市场化自然的结果。

我非常同意刚才国际学者说的，希望在竞争合作中获得更多的合作、更多第三方的合作，这是中国所希望的，比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我们也不排斥中国和美国和欧洲的合作，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合作。

我是来自新华社的记者，我想问克劳斯·拉雷斯一个问题，说到中美竞争，我想问两个问题：对于美国总统候选人，他不希望中国赢得21世纪的竞争，您如何看待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目前沙利文在中国访问，谁将是下一个国务卿？

非常感谢你的问题。

竞争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概念，之前我谈过，竞争并不是坏的事情，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是自然的事情。美国和中国在任何领域都想成为领导者，这是非常自然的。重要的是不要让竞争失去控制，沙利文最近访问了中国，可以让两国之间有更好的交流，让竞争在受控之中。我们不仅要看到漫谈竞争，还要看到其他的方面，适用于中美两国。

对于欧洲和中国，也有一些竞争的情况，贸易、投资方面等也有竞争，欧洲和美国也有一些不相同的意见，所以竞争也是好的事情，即使有竞争也可以进行合作。在哈里斯的演讲中，她是一个总统的候选人，她希望美国保持强大的力量，这也是非常自然的想法。中国也是世界上巨大的力量，英国是第三位，这些大国都想保持在整个世界上的地位。这些都是非常自然的想法，我并不担心。

哈里斯表达了比较敏感的担心，提出应该通过互相的联络、交流、改变，未来如果哈里斯变成了总统，也会看到很多竞争。所以重要的是需要管控竞争，不要害怕竞争，这种事情也是自然而然。

关于基辛格的问题，我不太了解。我们对哈里斯并不是特别了解。欧洲、中国也有很多专家，下一届政府人员的构成，我们也会谨慎地观察。沙利文还是有机会成为国务卿的，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不太确定。

据悉，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承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未来”明德战略对话（2024）正在火热进行中。8月31日，多位国际战略学术界专家学者在上海进行探访调研，并参加上海经济金融战略座谈会，就多方面热点话题与中方专家学者深入讨论。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张忠伟，上海市委金融办政策研究处处长谢善鸿，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刘兴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刘宗义出席会议与欧美战略学者代表团展开热烈交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担任本次座谈会主持人。张忠伟、谢善鸿、刘兴华的发言内容近日将全文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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