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弘道：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新教育实验第10届研讨会主报告（上）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守望新教育 守望真善美］

中国教育有弊端，但怒目金刚式的斥责和鞭挞，虽痛快却无济于事。对于中国教育而言，最需要的是行动与建设，只有行动与建设，才是真正深刻而富有颠覆性的批判与重构。——朱永新（《让传播美好成为本能——让思考为行动导航》）

根据读者建议，［守望新教育］将陆续推出［新教育实验年度主报告回顾系列］，力争比较全面完整的发布每年新教育实验研讨会上朱永新老师代表新教育研究院所作主报告全文，文章之中和文章之后链接附录相关参考资料，以便于大家阅读。回顾文章皆选自网络，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恳请大家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在这里特别向大家推荐长江出版传媒和湖北教育出版社、山西传媒集团和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两本《新教育年度主报告》。——小编

新教育实验年度报告回顾系列——

［守望新教育］链接一点通：

2006：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2007：共读共写共同生活

2008：知识、生活与生命的共鸣

2009：书写教师的生命传奇

2010：文化，为学校立魂（上）

2010：文化，为学校立魂（中）

2010：文化，为学校立魂（下）

以人弘道：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新教育实验第11届年会主报告（上）

作者｜朱永新

新教育研究院

2011｜内蒙鄂尔多斯东胜

一、迷失了精神的中国人

在新教育实验第11届研讨会的“东胜新教育叙事”中，东胜四小的孩子们在诵出“当文化的晚潮开始催眠，诗歌以新的变音唱出，像一只夜航的鹰”之后，引用闻一多先生的诗句向全场教师追问：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

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

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闻一多《祈祷》

曾经，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几代人为了摆脱这顶帽子进行了不屈的抗争。今天我们开始强大与富裕，但是，我们可曾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由衷地自豪？我们可曾真实地感受到今天这民族的伟大？

去年7月，新教育人齐聚石家庄桥西区，讨论“文化，为校园立魂”的问题，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只有文化，才能够让学校拥有灵魂。

在今天，我们再来思考“文化，为校园立魂”这个问题，则又有了新的问题产生：我们用来为校园立魂的文化，该是怎样的文化？

纵观时下学校，我们不无忧虑地发现，传统文化的缺失已将儿童带入了一个他们倍感陌生、抽象、片面和异己的地带。传统文化的失落带来的是精神世界的浮躁、迷误、幽暗甚至荒芜，教出来的孩子可能是一些有知识没灵魂、有技艺没根柢、有智力没情怀的“怪物”。

学校传统文化的缺失，与全社会传统文化的缺失是有密切关系的。从国际的视野来看，我国虽然是一个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是一个经济大国、文化大国，但不是文化强国。从量的角度来看，目前世界文化市场份额，美国占43%，欧盟占34%，亚太地区占19%，其中日本占10%，韩国占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加起来才占4%。从质的角度来看，我们文化对内的凝聚力不够强，对外的影响力不够强，各种文化相互对比中竞争力不够强。（蒋建国：《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2011年11月22日）我们的文化“走出去”和经济“走出去”反差太大了，如果说经济还保持着“顺差”的话，文化的现状毫无疑问只能用“逆差”来描述。世界上“中国制造”已是非常流行，从衬衫到鞋子，从玩具到工艺品，几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但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文化有没有随之“走出去”？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严重“入超”。以图书为例，2007年我国图书期刊进口2亿美元，但是我国的出口只有3700万美元；2008年我国引进了图书版权15776种，而同期的输送图书版权只有2440种。2009年，我国的版权进出口比为3.4∶1，演艺产品的进出口收入比约为10∶1。文化领域的贸易逆差和经济领域的贸易顺差形成鲜明对比。2009年，一个小小的韩国，网络游戏出口额是中国的10倍，电影的出口额是中国的7倍，新闻出版、电子音像、艺术品产业的对外输出也走在中国前面。

过去的传统已经丢失，新的文化立于何处？无所着力与眼花缭乱并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探索与重建精神家园的路径。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也是在去年的年会上，我们新教育同仁决定，把文化的视野从校园拓展出去，把今年年会的主题定为“新教育与中国文化”。我们的基本信念是，作为龙的传人，我们不应该让中国文化在新教育的校园里消失，我们希望能够在新教育的教室里重新看到书写美丽的方正汉字，重新听见优美的唐诗宋词，希望通过我们的能力，能够重新找回我们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家园。

文化虽然有多个层面，但是我们知道，文化的各层面是一个由浅而深、由表及里的关系，譬如当我们说希腊文明、希伯来文化或者俄罗斯文化、法国文化，我们固然有时也会指这个文化中从物品器具到节日等外在事物的风格，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文化或文明的根本精神可以如何表达？

譬如人们会用谦卑、虔诚、敬畏、友爱来描述真正的基督徒，把它视为基督教文化的根本精神。同样，人们会用隐忍、凄美、精致、认真、民族性极强来描述日本人，把它视为日本民族甚至日本这个国家的根本精神。

同一种文化的根本精神，我们既可以用贬损的词语来描述，又可以用褒扬的词语来描述。譬如我们可以把敬畏改称为对神的无知的恐惧，把隐忍改称为对自己和他人的双重残忍，等等。但当我们在描述一种文化的根本精神时，一般来说，我们总是应该寻找让这个社群得以维系、得以显现的那个积极的作用力，而不是它在黯淡或者趋向消亡时的那些表现。与此相反，在作文化批判时，往往会着眼于它在黯淡或者趋向消亡时的那些表现，有时甚至会无视它曾有过源源不断地创造的时刻。

据此，我们就不应该只把盲目地服从、无知与自大等中华民族在上上世纪和西方文明相冲撞时所暴露出来的某些表现，当成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在不否定这些事实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从历史中去寻找这个民族最根本的自我主张，以及这种自我主张所得以实现的程度。

如果仅从我们民族先知们（即民族文化的奠基人）的自我主张来看，那么我们无疑要把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理解为：生生不息，仁义礼智信，道法自然，推己及人，重家重国重土与天下观念的并行不悖，等……

但是从一个民族实际显现的文化面貌来说，我们可以说重孝悌、重等级、讲和谐、讲礼制、讲情面等，都是比上述民族先知们的倡导更为显而易见的事实。

那么我们讲中国文化，究竟指的是哪一部分？如果我们可以从中梳理、抉择，我们又该如何去芜存精、去伪存真、去掉那些文化的死皮而保留文化的真精神呢？

这事实上就牵涉到一个文化精神的真理问题了。

二、显现与遮蔽：文化中的真理问题

我们知道，一个事物或一个理论的真理性总是与具体的场景相结合，脱离这一语境，抽象地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只是一种形而上的奢望。文化作为一种社群的生存模式，它的真理性同样与具体的历史场景、时代问题相关联。我们很容易分辨一个社群及其文化，它是处于一种真理状态，或者非真理状态。我们可以把前者描述为扎根的状态、欣欣向荣的状态、安适愉快的状态、创造不断的状态，而把与这些现象相反的表现，诸如混乱、没有创造力、自我否定与毁灭等，理解为非真理的状态。

但这样是不是说，一种文化处于真理状态或非真理状态，取决于环境，而并不是它本身？就像企鹅在海中成为适然者，而在陆地成为臃肿的笨家伙一样？

显然并非如此，因为人类文化是一种应对困难的灵活机制。对人类来说，重要的不是环境有了什么变化，而是文化作为一种应对机制，有没有在更新的环境中实现自己的“复活”，通过自我创造，从而能够更好地把握环境，在新的环境中“适然”、“欣然”、“泰然”、“自然”。

也就是说，对文化来说，变异的、变化的环境恰恰是有利的因素，它会促进文化精神的自我更新、自我成长，它会从原有的文化资源中汲取某些因素，把它扩展为一种新的程序、新的语言，从而完成环境所带来的挑战。文化精神，总是和困境并生的。就像孟子所说的那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我们不难看到，正是美丽的周朝礼制面临崩溃，才有了儒家文明创始人孔子以个人道德进业为根本的仁学的兴起；正是战国时期的动乱，才有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正是汉末佛学成为形式主义的遮蔽同时又遭遇魏晋时期的战乱，才有了魏晋玄学的兴盛；正因为面对外来佛教的影响力，才有了儒家传人的宋明理学和心学的兴起，并达到几乎和文化创造人相等的同度……

文化的真理，总是由少数文化先知在自己的处境中，创造性地实现与更新的。孔子名为继承周公旦，但他实际成为一个远远超越周礼的仁学的创始人。孟子名为继承与宣扬孔子之学，但他的恻隐之心、对正义的重视，使得他阐发了孔子所没有完整阐发过的某些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庄子、《道德经》、朱熹和王阳明，以及李白和杜甫、范仲淹或苏轼，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创造者，他们是“真理性”的存在，而我们则藉他们所创造的语言而生存。

孔子对周公旦的诠释、孟子对孔子的诠释，都是一种忠诚的“误读”，表面上的语言有所改变，但其创造性实质却得到了真正的实现。这就是文化的真理性一次次得以实现的原理：它总是需要在新的环境中对真理以及万物进行重新命名。而相反，如果忠实地记诵格言，死搬语言，不理解文化模式如何在过去的时代里实现真理性，这样文化也就成了无法应对新环境的死物，以一种非真理的状态而存在了。

在孔乙己等人身上，文化就是以一种非真理的状态而存在着，虽然他的服饰是中国文化的，虽然他的书法在今天堪称为名家的，虽然他能够把全部四书五经背诵出来，但是，他压根没有领会文化的根本精神，无法在更新了的困境中，让文化成为一种创造的源动力，创造出新的自我，亦即新的生命，以真理的状态而显现。

所以，同样是书法家，同样是能够写诗填词的人，同样读诵了四书五经和大量中国古典经典，作为中国文化批判者的鲁迅，倒恰恰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真正的继承人，因为他把那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精神，把那种生生不息的精神，把那种对土地和人民的热爱，用一种新的批判的方式，活了出来，并创造了这个民族在新时期的新语言。

为了理解我们所继承的，与我们实则是同一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我们有必要对中国文化的历史作一简略的回顾。

三、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回顾中国历史，一本历史书可以把全部历史描述为一部皇家姓名史，另一本历史可以描述为战争史，第三本历史可以描述为创造发明史……

历史是后人从某个自己选择的角度，对已经发生的往事，作一种过滤式的新描述。而我们如果从文化精神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历史，则它可以理解为一部精神的显现与遮蔽史、思想的碰撞和交融史，以及文化模式的成型、打碎又重组然后僵化的历史。

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经过两次奠基：第一次奠基，我们可以通过孔子所尊奉的当时的经典（诗、易、礼、乐、书等），以及中国神话与传说中所讲述的文化创造者的故事来理解。

从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里，从后羿射日和夸父逐日的神说里，我们可以窥见一个民族最初的精神：不惧任何生存困境的创造精神。这些神话可能在成书时代上是后起的，但是任何真正的神话总有更为原始的根源，它无非是在较初的时间里，对这一古老的根源作一梳理并加以记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西游记》的作为神话原型和结构的那部分，理解为这个民族远为更早的原始精神，以及儒释道三家相互影响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一部相对近代的后起神话。

关于中国最早的部落、帝国的故事，则和神话传说纠葛在一起，事实上，他们是真正的文化原初奠基者，也是各种事物的发明创造者。黄帝，车辆、历法、弓弩的发明部落；炎帝，把农业发明光大的部落；蚩尤，也许是中华青铜器的发明者……而鲧和大禹，则一败一胜，却都是治水的英雄。而已经在《尚书》和《论语》中有所记录的尧、舜、禹，则又是原始国家（部落联盟）的体制建立者，也就是最早的立法者。在那个时候，并没有“中国文化”或“中国精神”这些概念，甚至还没有中国具体的疆域边界，但事实上，那是个充满了原始创造精神的时期，是一个民族的第一次奠基：没有一种无畏的博大的创造精神，是不足以建立起一个可以传承数千年且屡有世界性建树的民族的。相比于这种混沌中的创造性，许多政治性的道德和法制是后起的，是在这种原始的创造过程中，为了维系和稳定的需要，为了结盟的需要，而逐渐地形成的。这也就是夏礼、商礼、周礼的出现。在当初，礼是一个同时具有法制、宗教、道德意蕴的概念。

穿越对我们今天来说还在神话的烟雾中难以看清的夏朝，然后就有了商朝，一个文字得以创造和繁荣的时代，一个以商业为维系，空前繁荣的部落结盟时代。周朝，则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大家族，把自身扩大成为帝国的模型。商朝和周朝，尤其是周朝，是我们历史政治和社会形态的重要奠基时期，虽然我们今天不难看到这种农业、家族模式的诸多弊端，但它也确实让中国文化在几千间的动荡中始终得以维系、继承。直到晚近在梁启超、牟宗三等人所回忆的中国乡村，一直靠这种源自商周的家族方式较良好地运转着。夏商时期的中国文化，以家族鬼神的神学政治为主，文化开始有一个以“天子”所在地为中心向四边逐渐淡化的结构。但随着《易经》、《尚书》、《诗经》等随着文字、书籍的普及，各个边缘诸侯小国在文化上的崛起以及形成的差异性，为文化思想的第一次大爆发奠定了基础。

然后在周王朝的“家天下”和“礼乐之美”的稳固政治遭受权力争夺、利益争夺的背景下，中国第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应运而生。孔子的学问可以命名为“仁学”，是生命的学问，是以道德人格为主导的完整生命所需要的全部学问。

孔子有他意识里的保守一面，就是他对周礼、对家天下的留恋、维护，因为他的学问是在一个战乱即将来临的时代，作为疗治的药方而开出的，所以求稳定与和平，是与所治疗的社会问题相对而生的。但无论他本人有无清晰的意识，事实上他留给后人不是保守而是更新，他是显性的中国文化的第一奠基人。孔子把由姓氏血脉决定的“君子（君王之子孙，即贵族）”，完全地转化为了由人格道德决定的君子；他提出的“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为消极的人际关系和积极的人际关系都立了法。

孔子的为己之学，把一个民族的目光，社会荣衰的责任，从关注他者、上位者转变到每个个体自己身上；孔子的仁学，把人的目光，从关注世界，转变到了关注自己的内心。然后再由内而外，从改造自身开始，来改变社会。这在社会政治学上也许是天真与不成熟的，但在教育和文化意义上，则是完全正确的。

孔子对社会责任性的过度强调，孔子对既定周礼的过度维护，容易使得他所强调的另一个方面——生动活泼的人的内在仁心——遭受损伤。所以在孔子的时代，道家就开始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者出现了，他们强调个体生命的保全，强调自然生命高过社会体系、自然权利高过社会道德。显然，这是一个重要的、有益的补充，就像中国的阴阳太极一样，如果说孔子的思想是个包容黑白的大全，那么作为他继承人的弟子曾参等人，则更强调了白的维度，强调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曾子语）的刚健精神，这确实也是孔子所极力倡导的刚毅木讷的精神。但是孔子及其优秀弟子颜回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另外一面，即“乐”、从容、和谐的一面，却似乎在曾子等人那里已经被白的一面所遮蔽了。因此，道家的思想是从儒家自身被遮蔽的一面所生发出来的，它有力地补充了中国文化中个体、自然、诗意的维度，让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人，在疲惫的时候得以获得栖息的空灵之地。我们在后世的陶渊明、王维、苏东坡等人身上，可以看到这两种思想的交织，以及由儒至道的一种路径。

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最自由的繁荣时期，在各家激烈的争辩中，虽然有不少诡辩，有不少走了弯路的思想实验与思想探索，但是它却是后世中国文化取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如果我们今天细读那些经典，我们将会惊奇地发现，许多我们今天创造的、讨论的哲学概念，其实也正是几千前我们古人念兹在兹的概念——因为生命存在中的大问题，往往是超越时代永恒不变的。

战国，是一个复数的中华民族（因为还没有真正统一的思想让全部人成为一个社群）遭遇到巨大的生存困境，乃创造各种思想，以期待解决困境的时期。而历史的选择，让儒家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流，让道家成为此一主流的必要补充，让法家、墨家、阴阳家等，成为在不同的方面起着局部作用的思想流派。

当战乱逐渐过去，社会再度趋于稳定，于是便有了以上面的格局所塑造的，历史上空前繁荣，完全堪与孔子心仪的周王朝相媲美的汉朝。今天所谓汉族、汉人、汉服，其实都是对一个朝代的遥远回忆，事实上在中国文化历史上，至少从孔子时代开始，血统、族裔永远不是至高无上的区分，最重要的，乃是文化的认同。

汉朝是儒家的复兴与繁荣，是儒家思想第一次与政治合作的成果。汉朝的繁荣与强盛、稳定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汉朝的儒家思想更多发展的是荀子一派的思路，重礼制、重教化，但对个体的灵性、内在道德性，也就是仁学，却领会不深。于是便渐渐地又沦到一种体制窒息灵性的道路上，存在的真理和文化的真理又一次被遮蔽。而它的兴起，却是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的：魏晋玄学和佛学的兴盛。

儒家作为社会的根基，自汉朝开始，就永久性地成为中国文化的事实，但是作为让一个社群成为创造者、成为命名者、成为歌唱者的思想精神，却并不一直是儒家思想来完成的。每次当儒家思想被体制异化或自我异化，总是由道家或中国化的佛教，成为中国人精神中性灵部分拯救者。

所以由孔子到庄子，是一次道的反动（《道德经》：反者道之动）；而到孟子、《道德经》、《易传》的作者（我们依据学术界而非传说，把《道德经》和《易大传》的出现放在战国时期，而不是孔子之前和孔子之作），则是一次思想碰撞之后吸收对方精华的整体性运动。

与此相类似，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汉朝，到魏晋玄学（道家）的兴起，到魏晋隋唐的佛教之兴盛，是道的又一次反动；而到唐朝的韩愈，宋朝的周敦颐、程颢、朱熹、陆象山，以及明朝的王阳明，则是又一次思想碰撞之后吸收对方精华的整体性运动。

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宋明清的儒教，在让中国文化社会得到持久维系的同时，却也因为过度自我维护的体制，导致了革新的困难，导致了新思想出现、碰撞的困难，所以中国自近四五百年起，开始远远地落后于西方文化了——西方文明因其多元碰撞更为激烈的特点，在最近的五百年中，有了突飞猛进，暂时地把包括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内的东方文明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而这种对峙，其实就是道的又一次反动。我们需要这种反动，来看清我们以往如何走入了文化的遮蔽、沉沦时期，我们应该如何走出自身的见障，借着与异质声音的碰撞和相互融合，再度在新的时代，产出自己的声音，显现出道本真的创造精神。

借着“反（返）者道之动”的规律，依据各个时代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简单地从文化精神的遮蔽与显现，重述我们的历史，也就是我们的“所来径”。“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这是一条曲折而辉煌的文化之道，犹如黄河般曲折，但无论何时，借着记诵的经典，借着民间的习俗和传统，借着古老的节日和传说，哪怕是中国历史中最黑暗的几个时期，这种文化精神也并没有完全、彻底地消失过。

而我们同样看到，我们今天所处的，正是历史的又一个反者道之动的中国文化的沦陷又回升的时期。关于中国文化的沦陷，自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利，自打倒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的激进的文化变革，从经济狂潮中社会秩序和人心道德的涣散，我们都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但我们同样也必须看清，中国，无论是从经济、政治、文化还是文化本真的内在精神，也同时在经历一个更新、复苏的时期，在上一世纪，我们的文化界出现了鲁迅、海子等许多原创性的大家，也出现了熊十力、牟宗三、杜维明等中国文化的重要的整理者，这些无不表明，文化精神已经开始在历史中再度醒来。

再度醒来的中国文化，它会是什么模样？它应该是什么模样？

回到我们前面所梳理的文化作为社群的存在样式，文化的四个层面，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憧憬地描述复苏了的，或者说自我更新了的中国文化，它应该是：它让中国人拥有尊严，赢得在这个世界上的最新成就，赢得其他文化社群的尊重；它应该同时是文化各个层面的继承者和创造者，它不应该只是执守古老格言以自欺的鸵鸟，而应该同时在这个时代创造全新的文化器具（不应满足于把古老文化器物当成怀旧的点缀）；它应该创造新的文化节日和文化仪式，让名为中国人的社群和个体，拥有自己的日历与天空；它应该在各种艺术领域，让古老的技艺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像曾经拥有嵇康、徐渭、王羲之、颜真卿、李白和杜甫那样，再度拥有我们民族的凡高、贝多芬、莎士比亚……它应该让孔子所倡导的仁学的十六字精神，孟子的“四心”和社会正义，庄子所倡导的逍遥精神，《道德经》所倡导的“道法自然”的社会政治原则，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内在道德词汇与信条……

显然，作为一个总体的中国文化精神的观照，我们不能无视历史事实。我们既无视儒家对于中国历史的纲领性作用、对中国社会的框架性作用，也不能无视道家思想、禅宗思想对中国文化精英的熏陶。我们不能不理解这些事实：我们所背诵的，我们所喜爱的大量的诗词，正是这几家思想的交集。只要我们衷心地喜欢王维的《山居秋暝》和孟浩然的《春晓》，我们就不能草率地认为禅宗是一个可以摒弃于中国文化精神之外的无足轻重的思想；而在杜甫、李白、苏东坡、陶渊明等更为复杂的诗人身上，我们更可以看到这些思想的重重交织，就像我们整个民族一样，我们无法在儒家、道家、佛教甚至另外几个思想中，人为地剔除其中某些部分，否定它们已经成为经典中的核心话语这一事实。如果这样做，我们就是把一个生机盎然的文化整体，人为地窄化为小小的局部。

因此，儒家的个体担当，儒家的事在人为，儒家的社会责任心，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华；而道家的玄思妙辨，道家的个体逍遥和社会自治的思想，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华；而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学，其思绪的精妙，其对超越性念兹在兹的追求，其对眼前物质社会的超越，其对先天灵性的呵护与唤醒，以及其中蕴含着的人类尊严与人类平等思想，都是我们民族精神中必不可少的有益补充。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借着西方后来居上、在最近五百年中逐渐超越我们的文化，我们确实看到了我们文化中严重缺失的某些成份。谁想否定这一点，就是自大的夜郎，也是不顾历史事实一头埋进自己文化沙丘中的鸵鸟。

因为历史的偶然，除古代希腊以外，没有民族独立地发展出体系严谨的数学、科学和哲学；因为地理与文化的距离，许多文化社群没有及时地从古希腊取得这些成果。而我们今天所说的欧洲文明，正是把希伯来宗教文化、希腊的数学体系和各地的民族精神整合出的一个新的文明，这个最近五百年来突然发力猛进的文明，就是被我们称为现代性或现代化的文明，并在最近百年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其代表成果，一是举世瞩目的科技，二是民主与自由的体制。

许多文化批判者无视欧洲文明和中国文化一样，是一个有自身根源但又不断融合中的文明，草率地认为欧洲文化在其根源上具备了科学因素和民主体制的因素，因此是好的文化；而反之，中国等文化，在根本上并不具备科学因素和民主体制，因此是不好的文化。这样，就把历史中的偶然缺失，当成了致命与宿命的文化不足——如果把这种观点推到极点，甚至会认为除了希腊文化，人类就不存在其它有价值的、可发展的文化，而西方文明，又是希腊文化的惟一合法继承人，我们的文化必须彻底革掉自己的性命，接受一个既定的更为成功的文化。

但是这样革命的后果，就是我们要从根本上把我们及其祖先所领会、所体悟的另外一些美好东西全部、彻底地否定掉。

由希腊人创立并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数学与自然科学，以及民主的社会政治体制，乃是我们所能够看到的美好事物，西方人可以享用，我们也同样可以享用，我们只是需要思考：我们的文化是否兼容这些美好事物？我们的文化资源，是会妨碍我们接受这一切，还是会促进我们接受这一切？

其实关于前者我们已经不必再讨论，过去的一百年，中国出现了不少伟大的数学家和科学家，而且这些数学家和科学家，往往同时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继承者，他们对诸子思想和唐诗宋词，有着不俗的领会。中国文化能不能兼容数学与科学，这个曾经在百年之前被人们忧虑、探讨的问题，现在已经由历史事实作出肯定的回答，我们不必再加以讨论了。

现在人们普遍忧虑的，是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能不能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兼容？这个问题确实是悬而未决的，但是我们放眼望去，不难发现，同样曾是儒家文明圈中的新加坡、韩国、日本以及我们的台湾地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与民主进程，似乎在作一种暗示：儒家文明并非与民主体制是不相兼容的，至少，它并不比基督教文明更与科学和民主不相兼容。

事实上，这完全取决于我们从自身的历史资源中，获取哪些因素来进行重新诠释和扩大扩充。如果我们僵死地执守周朝礼乐的外在形式，而没领会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学核心，没领会《道德经》作者“道法自然”（意谓道的运行法则是让万物以如其所是的方式显现自身）的精髓，那么我们确实无法把民主体制与我们的文化相兼容了，因为我们丢弃了文化的根本精神，而把历史与境域的某层已死之皮，当成了文化本身。甚至有人会把我们历史中遮蔽最深的时期，如明清的皇帝大臣制度，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制度，当成我们的文化精神，那么我们确实是取其糟粕，弃其精华，而根本不配在新的历史境域中，成为有文化尊严的国家和民族。

所以，我们从自身的历史中，应该汲取的那些更为根本的创生精神，是孔子的仁字十六字精华（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以及：

《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易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道德经》：“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我们从这些经典的最核心精神处，读不到任何与科学或民主思想的绝对冲突——当然必要的对峙是存在的，譬如道家思想对科学的警惕，不得不说是中国古老思想的一个智慧。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恰恰是要让我们如何从自身的历史境域出发，把握住“道”体现于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道体现于人心的仁（麻木则不仁）的精神，创造出此时此刻的新的文化样式——宇宙万物，有待我们重新命名。

四、文化中已经存在的“他者”

我们强调我们是中国人，是中国文化的传人，是儒道文明的受惠者和继承者，但同时我们不能无视这个一个事实：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有“他者”在进入我们的视野，并成为“我们”中一部分。

先是在我们自身的文化中，道家、墨家起身与儒家思想对峙；然后是来自印度的佛教，成为中国儒道思想的对峙者，成为中国人实际信奉的主要宗教；同时在我国辽阔的西部，有许多真诚的伊斯兰信徒，而在北方蒙古族，有信奉藏传佛教的，甚至还有原始的萨满信仰……

曾经，某一隅的政治自诩为整个“天下”合法继承人，撰写一部部所谓的正史，把异族视为野蛮的他者。但是漫长的历史却对这种篡位却并不以为然，所以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是一部众多民族、众多文化模式相互激励、相互融合的历史，在这其中有争斗、有对峙，但最终的事实，却是一种相互启发的民族大融合。

所以中国佛教，是传承于印度，但有自身语言和生存方式的中国思想；而曾经被某些人视为异族的三苗、匈奴、金或满、蒙古，现在都是这个大民族中的合法成员，是这个文化的主人。

这种文化融合的最佳样例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与佛教的对峙、相互启发和最后的各自独立与融合的并存。虽然也偶尔有不正当的杀戮往事，但是整部中国文化史是一部相对宽容的历史——对比于基督教在某个时期的火刑柱和女巫的清剿，我们就可以知道以孔子思想为起点的中国源初文化，确实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兼容性，但又不丧失自身的核心精神的优秀文化。与道家的对峙产生了孟子，与佛学的对峙产生了宋明理学与心学。能否有效地融合他者，既可以看出一个文明的气度，更是一种文化能否自我更新的关键。我们相信，与科学思想的融合是过去一百年的既定事实，但尚远未完成；而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与更多思想、更多文化模式的相互对峙、相互启发与高位融合，这正在进行中的文化之重任，而且也是中国文化的先天优势之所在，更是中国文化得以自我更新的契机之所在。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与气度，既不要丧失自我地膜拜他者，又不能自身羸弱而恐惧、排斥他者。这些他者，最终都将是更为博大的中国文化中的贡献者、历史和传奇的书写者，中国文化本原精神再度复苏的启发者。

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我们是黄帝、炎帝的子孙，但同时也是蚩尤的子孙；我们孔子、孟子的传人，同时也是老聃、庄周、慧能的传人；我们中的部分是汉武帝的子孙，另一部分是匈奴或成吉思汗的子孙，但他们都是我们的文化英雄，是我们的民族故事的源泉；我们既生活在长城的南面，也生活在长城的北面，我们既生活在阴山的南面，也生活在阴山的北面，我们既生活在河西走廊的东端，也生活在河西走廊的西端……

对于过去的神话，对于过去的传说、历史，我们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态度来面对：

或者我们相信天地是由盘古开辟，人类是由女娲创造的；

或者我们相信天地是由耶和华开辟，人类是由耶和华创造的；

或者我们相信，盘古、女娲、耶和华都是一种神话的隐喻，对神灵的崇拜与对世界起源的追索，乃是人内在的天性，但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所以为心中的神灵起了不同的名字，有了大同小异的故事。

显然，在第三种理解中，我们可以既不放弃自己的神话、传说、历史以及命名，同时接受另一种与我们的故事相近的神话、传说、历史与命名。

当然我们很清楚，如果因为接受了安拉创世或者耶和华创世之后，我们不复认为龙也可以是一种慈祥的生灵，而只能依据西方标准理解为邪恶的生物，月亮只能称为阿耳忒弥斯，而不能视为嫦娥；北斗七星从此不能再叫北斗，而只能叫大熊星座……那么我们的后人将终有一天不复理解所有类似“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样的诗句，我们将永不会在这样的诗句中迎风落泪，而汉字汉语的美妙，也将成为遥远的传说。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将成为博物馆里的文物，我们的故事将成为不复有人传唱的标本……

如果我们不能既兼容他者又执守自身，那么我们就不复拥有自己，到那时候，只有另一种文明在这片土地上驰骋，而我们的故事在某个时代彻底地宣告结束，就像古埃及的文明一样，成为后人遥远的令人怀想但不复重现的辉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