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1886)）中，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描述了人在突然意识到他的死不可避免之后所感到的那种震惊。我们虽然能很容易理解如果被诊断为患上不治之症是多么惊讶和伤心欲绝，但是他怎么能到了此时才意识到人必有一死这个事实呢？但是，这是伊万的处境。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个晴天霹雳，而且是根本无法接受的消息。

他曾经学过基塞韦特（Kiesewetter）逻辑学中的三段论：“凯乌斯（Caius）是一个人，人终有一死，因此凯乌斯终有一死，”如果应用于凯乌斯时，对他而言似乎总是正确的，但若应用于他自己身上，则当然不是这样。那个凯乌斯——抽象中的人——终有一死，是完全正确的，但他不是凯乌斯，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完全独立于其他什么的生物。

托尔斯泰的故事如果不是描述了反常事务就不能成为经典著作，这是小说人物的心理学怪癖，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可比性。这本书的巨大威力在于它描述了一种发人深省的神秘体验，而这种体验是人的核心问题。

1984年，就在我过27岁生日的前夜，像伊万一样我也意识到了终有一天我要死掉的事实。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我所说的“生存冲击”场景。这是我有生以来最令人迷惘的时刻，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

虽然你需要经历一次生存冲击才能真正认识到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但这个体验未必产生让理解所经历之事的后果，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这种状态引发的深刻焦虑会导致你根本没有能力清晰地思考。一旦这个状态过去之后，你几乎不可能记得所有细节。如果回顾你的生存冲击遭遇，就像试图重新构建已经忘记得差不多的一场梦，最多只能记得梦醒大概在什么时候。

虽然我们承认生存冲击的确令人觉得怪异，但它所揭示的内容本身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事实上，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也是让这个现象变得如此令人困惑的原因。我了解到我可能要死掉？当然，我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它又如何成为启示呢？简单地说，我早就知道自己要死掉的说法有些过于简单了，因为还有一种意识，即我并没有真的相信我会死，就像现在一样我仍然不相信自己会死。这种相互矛盾的态度源自思考自我的两种基本方式，我将其称为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

让我们考虑我的死亡不可避免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的观点。它来自独特的人类潜能，即把自己与自己的行为和承诺割裂开来，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看作与思想无关的世界的居民，即数十亿人中的一分子。当我以此方式从外部看待我自己时，我确认自己肯定要死掉时并没有任何困难。我明白，我的存在是因为数不清的偶然性所造成的，这个世界将在我离开之后仍然继续存在，就像我来到世界上之前一直存在一样。这种反思并不会令我感到担忧。我的沉着平静源于这个事实，即就算我反思我的死亡不可避免，我几乎仍然感觉是在思考他人的死亡。也就是说，外在视角在我自己和思考这些问题的人以及我作为思考主体之间插入一段认知上的距离。另外一种认识自我的基本方式是从内在视角看待我们的生活，也就是我们日常活动的生活。最近，马克·约翰斯顿（Mark Johnston）在《死后重生》（Surviving Death (2010)）中讨论过内在视角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感知体验的视角本质。在这种视角看来，这个世界似乎围绕着我的身体尤其是我的头展开的，它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的感官大部分集中在大脑里。

我体验到的这个世界从来都是以我为核心的，就好像我是轴心，一切都在围绕着我来转动。当我改变位置时，这个现象学的核心位置也随着我在移动。这个感知体验的位置也是我的思想、情感和身体感觉产生的源头。约翰斯顿称之为“存在和行为场所”。当我们思考自我是该领域的核心时，我们发现这种意识和这种看待世界的视角若不复存在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这种内在视角就是毛病所在。也就是说，以世界围绕着自己转动的方式体验这个世界是我们天生的倾向，这阻止我们去充分同化从外在视角所认识到的东西，即这个世界能够在我们去世之后仍然能够存在而且必然要继续存在。

为了充分消化我会死掉的事实，我需要不仅从思想上认识到我的日常生活体验是误导人的，其误导不仅在细节上而且在整体上。佛教是能够帮助我们辨认出彻底扭曲的另一个源头。正如杰伊·加菲尔德（Jay L Garfield）在《迷人的佛教》（2015）中所说，我们遭受透过以物质为基础的形而上学棱镜来看待世界和自我的“原初困惑”之苦。比如，我认为自我是包含自我的，拥有永恒本质的个体，正是这个本质让我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核心的“我性”（me-ness）支撑了我的身体和精神特征的种种变化。加菲尔德没有说我们都明确认同这个立场。事实上，说到我自己，我反对这种观点。我觉得，主要的困惑是非理性思考的产物，通常是在没有清醒意识到的情况下出现的。

当我们将我们显然处于世界核心的现象学事实与我们作为物质的隐蔽观点结合起来时，就很容易看到这些因素是如何让我们的不存在从内在视角看是多么不可思议了。对我们必然死亡的问题，我们能够得到的的最好理解就是随着外在视角而来的超脱性认识。

对人的以物质为基础的观点的佛教替代品是大卫·休谟（David Hume）独立得出的“无我”描述。休谟只是回顾了不断转变的思想、情感和感觉的流动。他认为缺乏实质性的自我的证据就是缺乏自我的证据，并在《人性论》（1739-40)）中得出结论说“自我”这个概念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工具，用来指随意性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状态而非独立于它们的东西。

虽然可以在佛教文献中找到非常相似的思想，哲学论证仅仅只是佛教教导的一部分。佛教徒认为养成的打坐默想习惯能够让人直接体验到无我的境界，而不仅仅是推断出这种状况。理论方法和实践方法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理想的状况。

请让我返回到存在冲击上来。人们可能忍不住寻找某些不寻常的因素可以添加到我们的正常生活状况中。但是，我相信更好的途径是考虑必须将什么东西从日常生活体验中剔除出去。存在冲击产生于内在视角的彻底改变，那里最主要的困惑之所以出现就是这个人直接感受到自我是非物质的。我看到了无我的真相，它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印象。我看到我的自我是一个冒牌货，是假装有永久性的自我。存在冲击的最令人困惑的特征，也就是对我必然死亡的启示性认识来自我的必死性被重新语境化为令人痛楚的认识的一部分，也就是更根本的无我这个残酷的真相。

但是，这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导致这个首要困惑会被暂时搁置起来。答案就在于休谟的观察，即心理状态的自然流动受到相关性原则的管理，其中思想和情感的列车倾向于沿着熟悉的道轨前进，一种状态会毫不费力地转移到另外一种状态。联系机制的连续操作让我们感受不到吃惊，而一旦这些机制崩溃，这种吃惊就马上到来了。

我首次遭遇存在冲击发生在漫长和彻底的隐居生活的结尾绝非巧合。远离习以为常的周围环境，我的常规社交活动，我手头的各种物品，我所有值得信赖的干扰和消除压力的东西---这些创造了让我就像自动驾驶仪一样行动的条件。脱离了这些就创造了让存在冲击到来的入口，造成了内在的停车---我的思想联系的突然和彻底的急刹车。仅仅就在短暂的瞬间让我看清了自我的真实面目。

詹姆斯·贝里 著

吴万伟 译

《像他们一样思考——你不可不知的十位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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