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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大学要寻找例外

项飙 思庐哲学 2021-05-31

吴琦:沿着共同体的问题,我们再具体一步,对今天的大学还有什么样的期待?大学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从您在牛津的实践联系到国内的现实,中间好像有很大的差别和张力。


项飙:每个时代大学的功能都不一样。我们进入了一个物质相对充裕、城市教育水平相对高的时期,所以“人的生产”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前面提到过,很多问题不是通过经济再分配来解决,这里面有人的各种各样的诉求,所谓人民群众对物质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多样性,这是很真实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再重复前面说过的话:大学就是给你一个环境,让你在人生比较特殊的四五年当中去探索自己,探索这个世界,允许你犯错误,允许你做疯狂的探索,让你对事情产生理解,当然也学到了基本的知识和技术。


这是我对大学的理解。我认为大学的教学功能肯定高于研究功能,今后的研究应该还会发散出去,跟产业结合。我前面也说过,大学不是去树立范例,而是要去寻找例外。

 

吴琦:历史上哪个阶段的大学教育,比较接近您说的这种状态?


项飙:一直不太有,60年代的大学当然比较例外,在欧洲和美国,像伯克利、牛津,一直有各种怪人,但这又是跟他们的贵族背景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是贵族,所以可以例外。他们最左翼的人都是来自最优越的家庭,确实读过很多东西,可以背叛,为精神去牺牲。


以中国来说,新中国成立后说要开门办学,废除考试制度,要工农兵进学校,这都是很好的想法。70年代末,恢复高考,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现在去看那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回顾,都认为恢复高考是很重要的机会,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恢复高考就说明社会恢复了基本的理性,实现了基本的正常,但这是谁的正常?


对农民来讲,恢复不恢复高考,对当时90%的农民来讲影响不大,但是恢复高考把此前的官僚和城市知识分子一下子拢进来,其实是一个政党和当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精英的重新联盟。


大学当然是搞精英主义,你看现在回忆恢复高考的人,很多都是干部子弟,从农村回到城市,不仅恢复了原来比较优越的地位,而且用这种途径在文化、道德上使自己的优越正当化、合法化。这种体制下面的大学,代表着理性、正常、合理,在整体环境比较和平的情况下,大家都追求正常,不仅在中国,整个亚洲也是。


追求例外的精神不太强,可能只有五四时期,在北大这些地方,既有辜鸿铭,又有鲁迅,共产党也是在那里萌芽发展出来,那确实是一个大家都在追求出路、追求变化的年代。现在我们的大学是主流中的主流,大学也以此为豪。


五四运动,1919年

 

吴琦:西方的教育和大学,在追求例外这一点上,现在依然是成功的吗?


项飙: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的。你可以说它很虚伪,因为到最后也是一个阶级再生产的过程。这个可以类比,比如现代艺术,一开始杜尚惊世骇俗,但很快就被吸入正统的现代艺术,结果成为人人追求的目标。


比如鲍里斯·约翰逊,曾经的伦敦市长、英国外交大臣,他写过九本书,一直是例外,最后还是进入当权派。这些例外有可能是很不负责任的,但通过这种例外,整体上会不断地给当权派带来活力,也不断改变它。


阿诺·罗森伯格,马塞尔·杜尚在玻璃板上下棋,1958年


吴琦:您举的几个例子,60年代、五四时期等等,似乎都是在和某一个对手对峙,对它不满、批评、冲击和挑战的过程中,我们期待中的那种大学的气氛才被调动出来,形成思潮?


项飙:这个和我们说的例外不太一样。如果是在有强大的敌人的情况下形成的共识,比如60年代,日本东大打出的标语是“打倒帝国、解散东大”,东大男学生撒尿时要朝着美国大使馆的方向,那是历史的例外,非常激动人心,但不可能是长时间的,今天来讲对我们没有很直接的参考价值。


2018年也是1968年的五十周年,很多人讨论1968年究竟留下了什么,在生活方式上改变了多少,这个也值得讨论。我们的80年代其实也可以说是在搞例外,但最后积累了什么还需要整理。有一个很强大的共同敌人,大家有一种反抗性的姿态,在历史的某些时段中是必要的,但也有它的问题,会简单化,思想上的创造力更有限。


我们讲的例外更是个人性的,大学自己不一定是例外,但大学允许、鼓励大家寻找例外。大学还是很温和的地方,不应该是一个愤怒的地方。在今天的情况下,在总体温和的情况下,每个个体去寻找例外,在没有共同敌人的情况下找出那个例外,可能更深刻。


敌人是谁,敌人可能就是自己,所以要更深刻地反思,反思对象是周边很亲密的人。两年前,北大学生对后勤职工做过一个调查,对他们的基本生活状态做一些了解,结果出来以后还比较引人注意。这是大学应该做的事。这个说不上是寻求例外,但离开主流,稍微迈出一两步,已经有很好的效果。

 

吴琦:这种例外感,是不是也正是北大自五四以来的中心感的根源?也就是您此前批评知识分子和精英时所指出的问题?思庐edit


项飙:北大中心感的来源,在它的叙述中当然是这样,认为自己是代表历史的步伐,它的反抗代表历史的前进,是正确的方向,所以本质不是反抗,是前进,和抵制很不一样。抵制是弱者的,农民少交一点税,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要让别人干预。但北大是英雄主义的,要前进,要打碎。


从研究的角度看,跟抵制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是怀疑,但北大的情景不是怀疑,是坚定认为自己是对的,是中心。在当时的历史阶段中,完全合理,但一直这样下去,就很危险。我存疑的地方是它的自信,感觉自己掌握了历史、掌握了真理的那种自信。

 

吴琦:后面是更加复杂的情况,当权力资源化,也就消解了最初的前进性,都被打碎了。


项飙:那是肯定的。所以符号化还是蛮有意思的话题,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蛮想研究中央电视台周边的情况,梅地亚宾馆那时候是很风光、神秘、风流的地方,周边非常复杂,成为一块肥肉。


因为中央电视台成了一个垄断的符号,被对象化了,成了工具。它又是那么巨大的一个光环,有多少人愿意进这个机构,要进这样工具化的牢笼,它也利用自己是工具去逐利。

 

吴琦:对北大工具化、资源化的这些感受和判断,是在您求学阶段就有了还是离开学校之后有的?


项飙:当然是在后来才有的,求学阶段我们看不出来,觉得都是好的,主要也是2008年之后,突然有那么多钱和资源进入大学,过去也没有那么有钱,大家都发牢骚,感觉不到太多这种迹象。


当然在哲学意义上来说,人都是互为工具,什么时候被利用,什么时候利用别人,在每一个环节当中都是复杂的,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基本原则,要看具体的情况怎么分析。

 

吴琦:这些基本原则应该是哪些?


项飙:要知道自己的价值是什么。老师的价值是培养人,那么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不只是政策研究,明明知道它没有价值还去做,这不就是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吗?这个其实不难的。



我们现在去开会,听到最多的词就是妥协,认为妥协是一种智慧,听起来很有意思,但妥协来妥协去就妥协没了,不是说不需要妥协,但基本的立场讲不清楚,那就无所谓妥协,因为妥协也是一种主体行为。

 

吴琦:接触国内的学界,您的感觉是什么?对目前文化、教育、艺术界的状态,我一度感到比较悲观无力,有的时候真是不能接受这种普遍的沉默和不作为,这可能也是我们想要做这个访谈的一个动因。


项飙:总的来讲,确实有意思的事不太多。说老实话,学界的进步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小,我原来认为国内那么多变化,听他们一讲,提的都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却没有什么分析,蛮奇怪的。



来源:《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

作者:项飙、吴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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