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拓木

全球对抗新冠疫情进入漫长持久战，美国各州和世界多国正在对放松禁足令进行艰难的抉择。瑞典这一个多月来的实践和经验，是其它国家和地区宝贵的参考。本文对瑞典防疫政策做一个全面的介绍，并对其效果做一个评估。文章经由作者张拓木授权。

瑞典长久以来都是北欧福利社会主义的发达国家形象，但是此次面对新冠疫情，它采取了与其它欧美国家，包括挪威、丹麦等相似国家截然不同的宽松防疫政策。它的许多政策在主要国家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 幼儿园、小学、初中不停课

● 餐馆、酒吧保持开放，但只允许在餐桌就餐（而非吧台，此限制自3月24日实施）

● 保持边界开放

● 大多数政策都是建议性而非强制性

▲ 瑞典的幼儿园和小学至今从未关闭 | BBC

▲ 瑞典人的生活基本照旧，但维持着一定的社交距离 | BBC

当然，瑞典并非有些人描述的“佛系”或“躺到”。瑞典政府也做了很多事情对抗新冠疫情，其中强制性的政策有：

●  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3月27日实施；3月11日禁止500人以上集会）

●  关闭高中和大学（3月17日），取消瑞典“高考”（3月13日）

● 禁止私人探访养老院（4月1日实施；但允许管理人员在特殊情况下破例）

建议性的有：

● 建议在家工作

● 建议70岁以上老人居家不外出

● 对任何有新冠症状的人，建议在家休息

● 对没有医生病假条的带薪病假时间，从7天延长到21天（3月13日实施）

瑞典这些较其它国家相比宽松许多的措施，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截至2020年4月25日，瑞典的感染确诊数达到18,177例，死亡达到2,192例。下表是瑞典与欧美主要国家的对比。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各国各地区测试力度和广度有很大差别，相互之间“确诊数”可比性不强。这也导致死亡人数除以确诊数得出的患者死亡率可比性不强。这样计算的“死亡率”瑞典高达12.1%，远远高于美国的5.6%，但这极具误导性。瑞典与挪威、丹麦等国医疗条件相似，在并未发生医疗资源挤兑的情形下，患者死亡率应该接近。

“死亡人数”则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准确的指标。由于各国人口基数的差别，由死亡人数除以总人口得出的百万人死亡率，可比性要好非常多。从这个指标来看，瑞典的表现比德国、挪威、丹麦差很多，与瑞士接近，但好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死亡人数这项指标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也取决于该国当前在疫情周期所处的时间位置，较早开始扩散的国家这项指标会更高。为了做地区之间的对比，一种修正是以各地区确诊人数达到一定阈值为该地区的时间零点。另外，美国由于地域广阔，沿海州之外的很多州疫情尚未充分扩散，所以美国的百万人死亡率数字还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但是，这个指标并不能反映全貌。我们拿百万人死亡率接近、总人口也接近的瑞士来做比较。下面是两国日死亡数字示意图。

▲ 瑞典

▲ 瑞士

但是，这是否是说，瑞典的表现非常差呢？实际情况要复杂很多。我们可以看到：1、瑞士的疫情比瑞典开始早大约一周，2、瑞士的日死亡数字早已开始稳步下降，而瑞典仍未看到放缓迹象，甚至还似乎正在上升（但瑞典从确诊人数曲线来看已经趋于稳定）。欧洲很多国家与瑞士类似，日确诊人数开始下降，日死亡人数也出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瑞典的死亡数字与这些国家相比会显得更加难看。

读者应该对“拉平曲线/Flatten the Curve”这个说法已经耳熟能详。比如，下面这个示意图广为流传。拉平曲线意味着采取各种措施，避免疫病患者短时间内暴增超出医疗资源的应对能力，由此减少因医疗系统崩溃造成的本可以避免的重症或死亡。

同时我们也知道，理论上讲，拉平曲线并不是为了减少感染人数。在上面这个示意图里，红色曲线和蓝色曲线下的面积，也就是总感染人数，是相等的。一个显然的问题就出现了：这是否意味着，只要感染人数不超过医疗资源的容量，越多的人越早感染，我们就能更早的走出疫情，回归正常生活呢？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明了。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禁足令施行之后，日新增新冠肺炎患者大幅下降，累积病例持续低于医疗系统容量。这样的情况下，是否应该放松一些管制措施，也就是让蓝色曲线的峰值再高一些呢？从拉平曲线的角度来看，似乎理应如此，但实际上，大多数政策制定者（也包括大多数民众）都并不支持这样做。产生这样的“矛盾”有好几个因素：

1、时滞因素。由于传染病有一定的潜伏期，我们看到的当前数字反映的是一段时间之前的感染状况。如果这个潜伏期越长，我们需要等待数据积累的时间也越长。同样，无论是加大或放松某项政策，其效果也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显示。这些都导致更改政策风险很大。

2、政策沟通与执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政府发布政策，民众的认可与执行与政策会有偏差；在政策反复时，民众对政策的认可度可能会大幅降低。这在那些政治体系不健全、民众对政府信任度低、民众科学素养低的地方尤其严重，这导致无法有效施行基于科学与数据的灵活政策。

3、政策制定者只关注短期数字，忽视长期数字和隐形代价。这对民选官员尤其是一种挑战，因为短期数字影响选举，隐形代价对选举影响很小。

第一点是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而第二点和第三点，则是瑞典能够成为异类的根源。瑞典政治体制公开透明，主要政党合作意识充分，社会稳定，民众素养高。US News的国家排名中瑞典在Citizenship一项位列第一。（当然，近几年来全球民粹泛滥，瑞典也出现一定的倒退。）

这次疫情中，瑞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科学家而不是政府官员主导抗疫政策的国家。这与瑞典的政治体制与传统有关，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下图左正是这位主导瑞典政策的科学家，安德斯·泰格内勒（Anders Tegnell），自2013年以来担任瑞典公共健康局State Epidemiologist（中文常译为“首席流行病学家”）。

▲ 安德斯·泰格内勒 (Anders Tegnell)

泰格内勒现年64岁，终生从事医学与防疫工作。除了制定抗疫政策，他也是直接面对媒体与民众进行沟通的主要人物。在例行发布会和接受采访时他语速稳健平静，极少穿着正装，肢体语言也非常随意，给人一种书呆子气（nerdy）但适度自信的感觉。

泰格内勒以冷静著称。2009年猪流感爆发时期，瑞典采用的疫苗Pandemrix后来被发现或许可能导致500位青少年患嗜睡症（Narcolepsy），多家媒体报道泰格内勒曾对此发表评论说：“如果仅仅因为有死亡几百个瑞典人的风险就不推行疫苗，那是不道德的。”考虑到瑞典人口仅有一千万，500人已经是很高的比例。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很难想象这样说话的人仍然能够在政府任职。但是，不推行疫苗导致的损失会更大。

泰格内勒的政策受到瑞典大多数医学工作者的支持，但也有反对的声音，比如4月14日22位知名学者在报纸《每日新闻》发表联名信，批评瑞典的政策是个失败，导致医疗系统的混乱和高出芬兰十倍的死亡率，并指出他所依据的模型与别的国家都不一样。但是，泰格内勒在瑞典广受欢迎，以至于有人用他的头像作纹身。瑞典三月份的一份民调显示，53%的受访者表示信任泰格内勒，只有18%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三月底四月初的民调显示，76%的受访者表示信任公共健康局，其中47%是高度信任。

没有民众对专家的高度信任，瑞典是无法顺利推行它现在的政策的。同样，没有民众对政策的配合，政策的实际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瑞典所有的政策基于两个出发点：

1、新冠疫情只能“管理”，无法消灭。

2、由于无聊、孤独、经济绝望，人们将无法忍受超过一到两个月的严格禁足令。

如果这两点能获得认同，那么最好的抗疫措施就是在以下两点中取得平衡：

1、让大多数人在尽可能长的时间段内能够忍受。

2、能够尽量减缓疫情扩散，以避免医疗系统过载。

《名利场》杂志用了一个公路的类比。假如为了减少公路上的车祸死伤，我们可以把限速降到每小时10英里，但是这样人们很快会心生不满；如果把限速降到每小时40英里，车祸也能显著降低，但比起每小时10英里来，人们的不满程度会大大减少，因此政策也能更加持久。

我们来看瑞典的几项最具争议的政策，有些或许也是对其它地区放松管制最具借鉴意义的地方。

幼儿园、小学、初中不停课。瑞典认为，现有数据表明，少年儿童极少感染发病，并且似乎并不是新冠传播的主要渠道；另一方面，如果学习停课，将会有大量成年人无法上班履行职责，据估计受此影响的医护人员有一半左右。到目前为止，瑞典确诊感染者中20岁以下仅略超过三百人，并且无一人死亡。新冠这种威力巨大的病毒，能够对少儿网开一面，不能不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保持边界开放。泰格内勒在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说，关闭国界是一种“荒谬”的做法，因为欧盟每个国家都有大量新冠病例，国界内部的疫情蔓延才是更需要关注的。

着重保护老年人。瑞典认为，年轻人受新冠病毒影响不大，所以抗疫重点应该放在保护老年人。但是，瑞典在这方面所做有欠缺，瑞典的死亡案例中一半发生在养老院，老年人的死亡数字远高于挪威和丹麦。瑞典在4月1日起实施禁令禁止私人访问养老院，正是一种政策修正。

“测试不力”。瑞典并未采取WHO与很多国家倡导的“测试、测试、测试”的政策，因此它的测试数与相似国家相比低很多（甚至比美国都低）。早期瑞典也采取了尽可能大范围测试的政策，对一切有过海外疫区旅行史的人进行检测，并对他们接触过的所有人进行跟踪（contact tracing）。但当社区传染发生之后，瑞典改变了检测重点，不再进行contact tracing，而转向侧重于对高危人群（老人、医护人员）优先检测。同时，瑞典也进行“sentinel testing”来评估全民中的疫情状况（sentinel testing是一种在人口中进行抽样检测的手段，也是监测流感的常备项目）。瑞典认为这是更有效地使用有限的资源。

“群体免疫”？泰格内勒指出，瑞典的政策并非是以群体免疫为目的，群体免疫只是一个副产物。不过，瑞典可能已经很接近这个副产物。依据最新的数据和模型估计斯德哥尔摩目前已经有30%的人群获得了免疫力。瑞典驻美国大使在26日接受NPR采访时说，对免疫还有很多未解答的问题，如果有新的情况瑞典政府随时准备好政策调整，但目前尚没有改弦更张的打算。

瑞典的抗疫政策引发了一种相当有趣的媒体错位现象。比如在美国，瑞典一直以来是左翼自由派媒体眼中值得学习的优等生，是右翼保守派媒体眼中“社会主义”的坏榜样。但是自从瑞典采取宽松的防疫政策以来，自由派媒体大多数都持批判态度，保守派媒体则对其倍加赞赏。左右两边的民粹派则都不满意：左翼民粹将其解读为经济高过生命的冷血新自由主义，右翼民粹视之为不考虑民众健康敞开边界的全球主义。（以上是《名利场》一篇文章的总结。）

媒体报道举例：

● 《卫报》，3月23日：“因为‘俄罗斯轮盘赌式’的新冠战略，瑞典首相收到警告”

●   彭博，4月4日：“由于宽松的病毒政策，瑞典准备好面对数千人死亡”

● 《时代》杂志，4月9日：“瑞典应对新冠的宽松方式可能已经砸到了脚”

● 《福布斯》，4月10日：“瑞典继续实行争议性的新冠战略：这是个巨大错误吗？”

● 《卫报》，4月19日：“老年人为新冠战略付出代价，愤怒在瑞典酝酿”

保守派媒体的正面报道：

● 《国家评论》，4月6日：“瑞典找到应对新冠的正确方法了吗？”

●《福克斯商业频道》，4月24日，“瑞典的新冠应对政策保护了经济”

● 《每日邮报》，4月25日：“如果瑞典不关酒吧是糟糕的决定，为何它的健康政策负责人的头像每个人都想纹到身上？”（注：英国小报）

但是随着时间流逝瑞典并未出现大规模死亡，媒体的报道渐趋中立或正面，比如：

● 《名利场》，4月16日：“不禁足能战胜新冠吗？请看瑞典的尝试”

● 《纽约时报》，4月22日：“面对疫情，瑞典看着不封城的好处”

●  BBC，4月25日：“面对新冠，瑞典的科学弄对了吗？”

●  BBC，4月26日：“认为瑞典没有严肃对待新冠是一种迷思”

●  NPR，4月26日：“瑞典大使称斯德哥尔摩预计在五月份达到群体免疫”

未来会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我们可以预计各媒体会有更多的数据来进行评判，报道也会更加公正客观。瑞典8%的失业率和或许即将到来的全体免疫，是否可能是一道明亮的希望？

泰格内勒前任的前任约翰·吉塞克（Johan Giesecke，1995-2005任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2005-2014任欧盟CDC首席科学家）在4月18日接受保守派媒体RealClearPolitics视频采访时言辞犀利地指出，英国与其它欧洲国家的封城与禁足政策不是建立在事实与证据基础上的；英国初期基于“群体免疫”的政策是正确的，但随后做了180度转弯；伦敦帝国学院的那篇论文（指Neil Ferguson所著预计英国会有51万人死于新冠的论文）并不好，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未发表论文如此严重影响政策制定；那篇论文过度悲观，完全不应该作为制定公共政策的依据。

不过，这样重量级人物的犀利言辞基本上没有得到任何主流媒体的报道或引用。

面对新冠这个对全人类造成惨重损失的病毒，面对众多未知，科学、客观、实证、冷静，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在关注切切实实的惨痛死亡时，是否也应该同时考虑，那些尚没有完全反映在数字里的因缺乏人际交往或过度焦虑引发的抑郁、各行各业面临或已经破产的业主和失业的员工、孩童中断数月的学业与缺乏室外运动对生长发育的损害、甚至普遍的过度饮食缺乏锻炼造成肥胖引发未来的公共健康危机？

我们无法100%确定瑞典是否能够成功。但是无论它成功与否，人类社会需要多样化的尝试，瑞典的尝试能够帮助所有人。所幸，我们有瑞典。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