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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六十一集:宋代新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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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一集:宋代新儒学





解说词







第六十一集:宋代新儒学



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院,虽历经千年,似乎还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这些书院起初或为私人自建的讲学场所,或为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当官方学校衰微之时,书院成为儒学士子寄居读书之地,发挥了教育中心的作用,由于其非官方性质,往往能养成自由讲学的风气,孕育出新的思想。考察这些书院,发现他们的鼎盛期,大多在两宋时代,那么这些书院为什么会在宋代空前繁荣起来,书院的繁多,和宋代新儒学的产生有什么关系呢。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黄河北岸陈桥驿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被众武将黄袍加身的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回师京城开封,胁迫周恭帝禅位,在兵不血刃中一个新的朝代,宋朝诞生了。兵变影响了宋初统治者的政治选择,为防止武人干政,稳定新政朝局,宋初的制度设计以防避为中心,达到曲尽其详,无微不至的程度。在这种帝王用心,并钦定为祖宗家法的影响下,官僚阶层弥漫着因循守旧的气息,反映在思想学术上,基本上未脱汉唐窠臼。宋初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学术,仍是以章句训诂为主要特点的注疏之学,《五经正义》之类仍是官方法定的经学教材,讲学取士一本于此。但当时也有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那就是崇文抑武,作养士气的政策始终得到强调,并成为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
李祥俊:宋朝的皇帝就是说,文官哪怕几十个,他做一些贪污腐败的事情,也抵不上一个武将叛乱带来的这个祸害,另外一个文官有一个好处,文官是通过这个儒家学术的学习进入到这个官僚系统的,他们有这个价值理想,他们尊崇儒家,比如说这个纲常名教,这个对于社会秩序的构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到了北宋中叶,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崇文抑武政策终于开花结果,引起了政坛的变革和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宋仁宗嘉祐二年,北宋著名的文人政治家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阅卷时他犹豫半天,还是把一份语言流畅,说理透彻的答卷取成了第二,原来欧阳修判断这份卷子是自己学生曾巩的,取第二是为了避嫌,但开榜时,却发现这名考生叫苏轼,一同录取的还有苏轼的弟弟苏辙,学生曾巩等,就这样,北宋文坛一批重要历史人物登上了政治舞台。
这是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市区的宋仁宗永昭陵,它修复于20世纪90年代,宋仁宗被视为继体守文之君的典范,他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的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除苏轼、苏辙、曾巩外,仁宗朝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还有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王安石、司马光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些人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伦理规范的最高原则,崇尚名节,其中的优秀分子不但成为坚定果敢的政治改革者,而且,也成为振兴儒家学说的中流砥柱。
张希清:这就是说,宋朝他们推行了一种不杀士大夫,不杀大臣和言事官,士大夫也在实行一种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这样的一种思想,对于宋代社会的发展,我认为还是对宋代社会的发展,对宋代一切改革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士大夫他的这种主体意识,他的忧患意识,他的担当的精神,那他就不可能像范仲淹,像王安石那么积极主动地提出这样一个改革的措施。
历史上通常将始于这一时期的儒学复兴成为新儒学,也叫宋学,新儒学作为义理之学,也是对支离繁琐,拘守师说的汉唐章句,注疏之学的否定而产生的。
陈长根:比如说你对这句话怎么理解,我怎么解释,那他对这句话怎么理解,又怎么解释,没有自己学者的主观的一些东西,那么到北宋开始,这一些注疏,由于有一些文化伟人,他们不断地加上了自己的一些东西。
振兴儒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唐朝中后期,韩愈痛感于儒学的衰微,著《原道》一文,力排佛、老,主张重振儒家道统,恢复其原有的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只是韩、柳诸人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宋代新儒学孕育于宋真宗大力推荐儒学,并提倡佛、道,兴起于宋仁宗通过科举取士和新办州县之学,确立了儒学的尊崇地位,尤其是书院讲学的日臻发达和新学风的形成。随着新儒学的兴起,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在觉醒,儒者的使命,不仅限于关门治学,更在于通经致用,以圣人之学为指导,服务于国家、社会。公元1043年至1045年间,实行的庆历新政,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和变革。
李祥俊:欧阳修是古文运动中人,他赞扬这些东西,对于儒家的宗师孔子也非常尊崇,但是他又具有这个实事求是的精神,这跟宋代士大夫学习、研究所导致的这样一种求真的倾向有关。
庆历新政期间,朝廷要更正雅乐,经范仲淹推举,一位布衣应邀到中央定乐,后主持太学徐教学,他就是被尊为一代宗师的胡瑗。胡瑗,字翼之,江苏泰州人,世称安定先生,他曾在范仲淹、滕子京的推举下,先后主持苏、湖府学,致力于学术和教育活动。针对当时科举考试中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他率先提倡明体达用之学。
李祥俊:明体达用关键是这个体用,这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典型形态,叫体用论,但是胡瑗讲的体用,实际上是以纲常名教为体,以经世致用为用,所以他的学生给他总结的叫有体、有用、有学。
他在苏湖府学中,创立经义、治事二斋,根据学生的志趣与特点,分别讲授六经意旨,和治国治家的致用之学。20余年,成效卓著,弟子达数千人,学校里形成了一种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
李祥俊:胡瑗在宋代儒学史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儒学的教育普及上面,他最初是受地方官的支持,比如说像范仲淹这些人的支持,比如说在湖州、苏州办学,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社会效果,然后到中央的太学来当那个主管的老师,他把他的那一套应用到中央到地方的这种学校教育当中。
在宋代新儒学的开创过程中,胡瑗和另外两位大儒孙复和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在守旧派的阻挠下,范仲淹庆历新政遭到失败,支持新政的欧阳修上书分辩,也被贬为安徽滁州太守。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它也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作。
李祥俊:他们想通过一种不同于骈体文的文体,比如说用先秦两汉的那种古朴的这种散文,来表达自己的那样一种不同于骈体文那种贵族,宫廷情趣的一种新的思想感情,新的价值取向,那么他们采用古文这种形式。
欧阳修不但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对宋代经学新风尚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他对先儒传注抱持的怀疑态度,实开宋人风气之先。宋朝是继唐末五代的乱世建立的王朝,为了总结历史经验,避免悲剧重演,同时也为了在强邻环伺的处境中,凸显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宋人对修史工作,以及尊王攘夷为主旨的儒家经典《春秋》,给予了极高的重视,这也为儒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熙宁二年,宋神宗任命江西抚州临川王安石为参政知事,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两年后,朝廷颁布了改革科举制度的法令,法令要求废除用诗赋词章和帖经墨义取士的旧制,专以经义、论策取士,科举改革体现了王安石法先王的政治思想。王安石认为圣人之学湮没千年,先王之政废歇不举,其根源在于人才凋敝,风俗败坏,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尊师儒、兴学校,明经术,变科举,培养选拔精通圣人之学和先王之道的人才,从而革除时弊,移风易俗。为了同风俗,一道德,以经术选士,培养支持变法的人才,熙宁六年,由王安石负责编纂、训释,《诗》、《书》、《周礼》的《三经新义》颁行天下,这既是新儒学发展的自然产物,也是配合变法的政治产物。王安石创立的学术流派被称为荆公新学,在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肖永明:《三经经义》呈现出来以后,是通过朝廷的力量去颁行全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很自然地就成为当时的这些士人、读书人去读书的一个根据,同时是科举考试的一个标准。
讨论新儒学,总离不开心性、性理之类的名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儒学重伦理而轻本体,重文献而轻架构,重经验而轻思辨,宋儒在疑传注、辨义理之余,转而浸淫于心性、性理和天道的讲求与探究,即反映了宋儒们形而上的思辨冲动,更体现了他们重构天人之际,捍卫儒家道统的强烈使命感。而这种风尚的形成,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儒、释、道三家长期融合与激荡的必然结果。
张希清:我认为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包括他对这种儒学的这样一种发展,应该处于一个基本肯定地位,因为刚才说到了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它实际上是一种使五经四书这样经世致用的。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志向高远,他认为研究经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主张用先王之道来打破当时迷信祖宗家法的风气,推行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实现富国强兵。北宋后期,除了哲宗元祐年间以外,《三经新义》一直是官方法定的学校和科举教材,荆公新学也长期居于官方显学的地位。但也因为如此,新学便带上了某种文化专制主义的色彩,天下士人虽然都必须唯新经是读,但真正能够深究其旨,并发扬光大者微乎其微。再加上政治斗争等复杂因素,荆公新学与熙宁变法一样成为历史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焦点。到南宋后,在理学家们不遗余力的挞伐下,王氏新学成了异端邪说,其影响力归于歇绝。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爱莲说》历代为人们所传诵,它的作者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周敦颐,字茂叔,湖南道县人,五岁丧父,随母亲投靠舅舅郑向。周敦颐自幼喜爱莲花,郑向就在自家宅前购亭植莲,让周敦颐负笈其间,读书悟道。可以说,周敦颐对于君子人格的界定,关于莲花与儒家品质的联想,就是从一池莲花开始的。
肖永明:他所向往的是一种,即在这个世界之中,又能够出乎这个世界的之外的另外一种精神的境界,所以,周敦颐的《爱莲说》里头,他表达了自己这么一种精神的追求。一方面就是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扎扎实实的做事情,另一方面又有比较高的一个精神的追求,所谓的出污泥而不染。
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始祖,主要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等,从神宗时期开始,新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新儒学,由博通转向精微,由主张文以载道,经世致用转而更重视纯理论的探讨和心性体悟,由庞杂丰富而转向规范定型,学术体系趋于完备和成熟,哲学思辨的水平明显提高,由此收获了宋朝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即理学体系的基本确立。
肖永明:《太极图说》为什么这么重要,实际上,这里头我觉得就奠定了理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的构架,尤其是程朱理学,朱熹理学的一个理论的构架,他这里头,首先谈天地万物的本元、本体,宇宙的本元是无极,然后再从无极开始,就谈到天地万物的形成、深化,再谈到人,再谈到人的这个道德,再谈到人的修养,那么实际上就是把天和人贯通起来在讲了。
这样,周敦颐便将宇宙生成论与人性论联系起来,同时,他又提出了圣人主静的说法,主张通过主静的修养功夫,来去恶扬善,以臻于圣人的最高境界,从而将儒家学说大大推进了一步,周敦颐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和范畴,都被后来的理学家们反复探讨和发挥,为理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心传承孔孟,道学启程朱,正是由于新儒学完成了由义礼之学向心性之学,性理之学的转变,宋代的学术思想才具有了桌然有别于汉唐之学的全新气象。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震古烁今的名言,又称横渠四句,它出自北宋思想家张载。
李祥俊:这里面即有继往开来那种终极性关怀的意思,又有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现实的这种治理的理想,它实际上代表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一种价值追求吧,你如果用这个我们过去的语言,叫内圣外王也行,就是要做一个内在精神世界比较境界高尚的人,然后还要能够治国平天下的这种实践。
张载,字子厚,祖籍开封,后迁到陕西宝鸡眉县的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张载少年丧父,性格早熟,因为当时西夏经常入境侵扰,他一度醉心兵事,想在疆场建功立业,21岁时曾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上边议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
李祥俊:根据宋代的这个记载,有一种说法说张载是要找范仲淹,要到这个西夏战场上,建功立业,但是范仲淹有劝他读《中庸》,好像说张载就是走上了这个新儒学的这样一种理论创造之路。
张载听从的范仲淹的劝导,回家苦读儒、佛、道之书,经过十多年的潜心钻研,张载写出了《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著作,基本建立起了理学思想的框架和自己的学说体系,宋朝少了一位可能的将军,却多了一位旷代大儒。张载的学说号称关学,在关中地区影响极大,关学的兴盛对于淳化关中风俗,推动儒学的社会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本人也大量招收门徒,成为关中地区的一代宗师。
北宋大学问家杨时为钻研学问,冒雪拜见程颐时,见他正在打盹,就一直在门外等候,等程颐醒来,积雪已经一尺多厚了,程门立雪作为尊敬师长的故事一直被传诵。程颢、程颐二兄弟是理学的奠基人,因为他们是河南洛阳人,又长期在洛阳讲学,所以他们开创的学派被称为洛学,二程的学说与周敦颐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也受到过张载关学的影响。据记载,二程少年时,周敦颐曾在二程的父亲程珦手下做过属员,程珦对周敦颐的人品、学问极为钦佩,让两个儿子拜周敦颐为师,从此兄弟二人便慨然有求道之志。而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二程和表叔张载一起探讨过易、理。
李祥俊:那么二程受周敦颐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就是他对这个宇宙整体的这个理解,对人性和天理关系的理解,包括那种身心修养的理论,程颐在太学里面写了一篇,叫《颜子所好和学论》,里面就是融合了胡瑗和周敦颐的观念,他们从周敦颐那地方,直接接受到这样一种思想的源泉。
就二程学说的主旨而言,兄弟俩并无二致,但在义理的具体延伸,阐发及个人性情方面,二人有着较大的差别。程颢资质过人,主要通过直觉体悟达成对真理的认识,对后来的陆王心学影响很大,程颐主张格物致知,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后来的朱熹大致是沿着程颐的思路发展了理学。王安石变法开始后,程颢因政见不和,退出政坛,与弟弟程颐一起每天以读书劝学为事,二程春风化雨,使得程门弟子遍及四方,洛学也发展成为与官方、荆公新学相互劼頑的主要学派,由于众多门生弟子的继承和弘扬,洛学影响延绵不断,南宋时期的理学各派,几乎都可以从洛学中找到源流。从周敦颐,到张载,再到二程,宋代理学一脉相承,逐渐蔚为大观,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已呼之欲出。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诗空灵蕴藉,一经问世,众口传诵,成为人们努力学习,探索真理的动力,这首诗就是朱熹的《观书有感》。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被认为是继孔孟之后,儒家学说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理学发展到朱熹那里,最终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朱熹,字元晦,号晦庵,今江西婺源人,侨寓福建建阳,一生著述繁富,朱熹的讲学地主要在建阳考亭,故其学派被称为闽学,或者考亭学派。朱熹也是理学道统的确立者,他的《伊洛渊源录》以二程为中心,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排成理学谱系,说明理学的渊源和传承,宣扬二程接孟子之传,又把周敦颐尊为二程的老师,从而确立了理学的传承。从此书开始,北宋五子成了宋代新儒学的正统,程朱理学也发展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陈长根:朱熹关于理气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八个字,理在气先,理气合一,所谓的理,简单的说,通俗地说就是一种思维,是一种意识,是一种概念性的东西。所谓气就是物质,按朱熹的理解,这个思维意识或者说这个,是在物质的前面,这里按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它,它肯定是属于唯心的范畴。
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就是要用天理战胜人欲,朱熹还用理在气先来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和自然界的四季一样,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张之为三纲,纪之五常,千万年磨灭不得。经过朱熹的发挥,三纲五常成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支柱。公元1241年,宋理宗淳佑元年开始,周敦颐、二程、张载和朱熹得以配享孔子庙庭。到了元代,科举考试明文规定,要使用朱熹的注释,这样程朱理学便上升到了官方学术的地位,理学的独尊地位开始确立。
分嵌在岳麓书院讲堂左右两壁的忠、孝、廉、节四块碑石,成为历代士子铭记的格言,这是朱熹留下的不多的手迹之一。乾道三年,朱熹前往潭州,以即今天的长沙,访问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拭,二人在岳麓书院开创会讲先河,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被奉为校训,岳麓书院也成为名闻天下的学府之一。
朱熹不仅是思想家、学问家,也是大教育家,走到哪里就将书院开办到哪里,把书院当作传道授业,弘扬理学的最佳平台。乾道六年,朱熹在母亲的墓旁修寒泉精舍,从此开始了近十年的隐居守孝,著述授徒。淳熙二年的正月,浙东学派的领袖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二人在寒泉精舍讲学之余,相互切磋学问,编成了《进思录》,史称寒泉之会。淳熙七年,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修复白鹿洞书院,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陈长根:它的主要的出发点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待人接物,主要是规范这些东西,学习的目的如何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做人的问题。
这个学规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成为后世天下书院的楷模。淳熙十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朱熹的学说由此广为传播,武夷山也获得了道南理窟的美誉。绍熙三年,朱熹又在考亭建屋,初名竹林精舍,后由宋理宗赐书,考亭书院,这是朱熹思想最成熟的时期,书院声名远播,四方学者趋之若鹜。晚年朱熹遭遇党禁之祸,备受迫害,仍以顽强的毅力,在这里著述、授课,生命最后一刻,朱熹死后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有千人之多,著名词人辛弃疾哭祭挚友,所不朽者,垂万世名,熟谓公死,凛凛犹生。
淳熙二年,位于江西上饶的鹅湖书院迎来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盛会,南宋两位文化巨星,朱熹与陆九渊在这里相遇,在学理上与朱熹对峙的是陆九渊,人称象山先生,陆九渊是南宋时期最富个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学术核心,是以心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实际上是把人的道德理性,自觉与自主上升为终极依据。淳熙二年,朱熹送吕祖谦至江西上饶的鹅湖寺,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陆九渊,约陆九龄、陆九渊兄弟来鹅湖相会,朱、陆之间发生了一场轰动学术界的辩论,史称鹅湖之会。
李祥俊:在鹅湖之会上,主要争论为学的途径,比如说朱熹侧重于这个泛观博览,下学上达,通过格物致知,居敬涵养来促成天理心性的显现。而陆九渊认为这个知理,就是琐碎不得要领,而且繁琐的意思,他说真正做学问的应当发明本心,就不要在这种细枝末节的日常的学习和心性意念的这种反思上,而是要唤醒内心的天理良知,如果那个东西显现了,那么一了百了,他叫发明本心,把自己的学问叫发明本心。
朱熹对陆九渊的职责也反映出了正统理学家的深深忧虑,陆九渊的学说以我为主,我行我素,无所羁绊,有可能冲破儒家道德理性的最后防线。诚如陆氏自己所说,激励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如此的豪迈心声,说明儒学内部潜伏着变革与反叛的巨大能量。
李祥俊:你可以说是儒学内部的两种倾向性,有的人是陆九渊强调人心本善,一念发动,只要发明本心就行,朱熹是认识到人性的幽暗,不是说发明就行,要经过反复的工夫。
尽管朱熹和陆九渊学术分歧严重,但并未影响二人的友谊,淳熙八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强调立志的重要性,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在于是否以圣贤为志,以治平自任,听者都十分感动。朱熹还将陆九渊的讲义刻石留念,陆氏的精彩演说和朱熹的虚怀若谷,成就了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
与朱熹理学、陆氏心学同时,浙东地区的学者也异军突起,前有吕祖谦与朱熹、张拭,并称东南三贤,后有叶适跟朱熹、陆九渊鼎足而立,浙东学者更侧重于经世致用的外王之学,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重视历史经验,强调建功立业,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事功学派。最能体现浙东学派的气势与风骨的,当属一代奇才陈亮。陈亮,字同甫,号龙川,金华永康人,宋史陈亮传说他生而目有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是一位才华横溢、智量非凡的人才。围绕着王霸、义利这一儒家学说的固有命题,陈亮与朱熹进行过多次辩论,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是浙东学派与程朱理学之间矛盾公开化的体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朱陆的鹅湖之会。朱熹的世界是先验的,强调心性道德的修养;陈亮的世界是经验的,注重经世致用的本领,二者的学术路径根本不同,面对道学诸儒的指责,陈亮自信而豪迈地回答: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李祥俊:他的思想代表着一些人,尤其是在南宋那种偏安之局下,他们那种试图富国强兵的倾向,你可以说把陈亮和北宋的王安石、李岘,再跟荀子这样一个传统结合起来,儒家当中强调事功,,强调现实,强调具体性的思想传统。
浙东地区的民风重现实,讲事功,南宋事功学术的兴起与这种民风,以及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这种风尚一直传承至今,成为当地人务实创新,发展商业,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之源。宋代社会经济发展并没有引导出近代化进程,或者说这种变化由于蒙古的入侵被打断了,同时,宋代新儒学的主要着力点,也不是颠覆传统,不是为了新制度开辟道路,而是对固有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并且这一思想成果本身,又构成新的传统的一部分。肖永明:在宋代这几百年当中,理学竭力传播,儒学更新发展,对世人也确实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到宋代的末年,我们知道最后崖山被元兵追夺的时候,那么多人去跳海,像文天祥,我想他只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还有很多像他那样就是有气节,非常遵守这个传统的纲常,服膺传统的名教的这些士人,所以前后对比是非常大的。
在中国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理学标志着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与隋唐佛学之后的又一个发展阶段,虽然理学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道德理性和内部秩序的重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使传统儒学得以脱胎换骨,但民族精神却失去了汉、唐时代恢弘开拓的气象,在宋朝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三纲五常的礼教桎梏益形强固,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追求和探索新知的创造力日渐迟钝,民主与科学精神难以产生与传播,这些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稳定却停滞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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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1-5古代文学常识大汇总


齐晋鞌之战与华不注山

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十七)
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十六)
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十五)
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十四)
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十三)
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十二)
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十一)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十)
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九)
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八)
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七)
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六)
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五)
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四)
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三)
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二)
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一)


原典《左传》 10 重耳出亡始末

《左传》 09 子鱼论战

《左传》 08 晋国骊姬之乱

《左传》 07 宫之奇谏假道

《左传》 06 齐桓公伐楚

《左传》 05 曹刿论战

《左传》 04 臧僖伯谏观鱼

《左传》 03 石碏大义灭亲

《左传》 02 周郑交质

《左传》 01 郑伯克段于鄢

《诗经》 08 召南 小星

《诗经》 07 召南 摽有梅

《诗经》 06 周南 汉广

《诗经》 05 周南 芣苢

《诗经》 04 周南 桃夭

《诗经》 03 周南 卷耳

《诗经》 02 周南 葛覃

《诗经》 01 周南 关雎






中国古典文献学16 《四库全书》15 清代文献学特征与成就14 《永乐大典》13 胡应麟与辨伪学12 元明文献学特征与成就11 宋四大书10 宋代文献学特征与成就09 唐代佛经翻译08 隋唐五代文献学特征与成就07 魏晋图书编纂
06 魏晋南北朝文献学特征与成就05 汉代经学今古文之争
04 汉代文献学成就
03 孔子文献学成就
02 先秦文献学的特征与成就01 序言:文献与文献学

【考试】(部分)【古代文学】考研简答题(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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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献学•考研试题及答案(全集)古代汉语重点难点复习资料

纪录片纪录片| 《楚国八百年》第6集 劫难
第5集 歧途第4集 称霸第3集 受挫
第2集 觉醒第1集 初生纪录片《汉字五千年》第六集 天下至宝
第五集 翰墨情怀第四集 华夏心灵
第三集 霞光万道第二集 高天长河第一集 人类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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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格律本是规律,不用死记,学写诗词先学这七“律”
记忆入声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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