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强：木心的文学课给人带来难得的享受

最近出版的木心《文学回忆录》，洋洋五十万言，引起读者关注。它是木心讲授文学史的一份课堂记录，尽管不能算是木心作品，仍给人带来难得的享受。

我想起最初读到木心的诗歌和散文时那种感受。一个未被驯化的诗人，一个机智从容、造诣不凡的语言艺术家。

他的散文只需读上几篇就让人感到，这是难以企及的成就；作家把渊博的学识、对艺术的精辟见解、对世界的瞭望浓缩在十几页空白稿纸上，意蕴丰富，不落窠臼，令人不由得赞叹。

我不知道应该把他的作品摆放在谁的旁边，叶芝、马拉美、瓦莱里还是蒙田、纪德？他让文学回归精神的本体，进入意气高远的朝圣之旅。木心的诗歌和散文，不是当代文化自恋自娱的散兵游勇。

在这个浸透势利的实用主义时代，木心奉持一个信念，无论是出于绝望还是出于远见，他仍坚信艺术保护这个世界，保障人性美和人类爱的存在。他的创作具有超越性，在当代文学格局里显得如此奇特，赢得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

也有一些不喜欢的读者表示，木心的诗歌和格言类文字未免太玄虚。这种拒斥我想是跟语言的隐喻性有关。文学使用隐喻仍是文学的本质所在。木心在《文学回忆录》里反思道：用比喻“说明人类的智力还在低级阶段”，最美的是数学和音乐……完全没有比喻”。

柏拉图说要将诗人逐出理想国，因为诗人没有遵从理性规范，但柏拉图的对话录本身是隐喻性文字，正如木心说庄子是“老牌形象思维大师”，善用比喻说事。诗人和哲学家试图透彻表达思想，仍不得不依赖隐喻，这个方面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是一个例子，不能说他们是“故弄玄虚”。

人们对修辞和隐喻愈是冷淡，文学的本质显然也就愈是隔膜。但愿此种现象未成为阅读主流。因为来不及消化就斥之为故弄玄虚，也是一种傲慢。

若干年前，我在读私下传阅的木心作品时听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木心在纽约给一些画家讲授传统文化。当时还以为是给提高古文修养的年轻人讲一点《诗经》或汤显祖。我对课程内容觉得好奇。

但没有想到，木心的课是从古希腊神话、圣经讲到魔幻现实主义，从《诗经》、屈原讲到明清小说。这么庞大的框架让人有些惊讶。我不知道有哪个艺术家做过这样的事。法国作家纪德做过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座，讲了六次，影响很大。

据说木心的文学史课一讲就讲了五年，自称“文学的远征”，把西方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都讲下来了。有点难以想象，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学史是如何汇集在一个从事绘画的诗人身上。

其实，木心的作品已经透露他的文学渊源。他承接古希腊和福音书的遗泽，融汇启蒙文学的批评传统，浸润尼采哲学，出入于象征主义诗域，把读者引向一个富于现代性的精神空间。

木心一向认为，作家要有“读者观念”，也要有“世界观念”; “现代文化第一要义，是它的整体性”；在他看来，所谓“中西合璧”不过是一个伪命题，正如“中国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不用一个世界性的视野，无法说”，文学的观照也应该在这个整体性框架里展开。这种说法仍具有启蒙意义；它跟木心的艺术实践（文学和绘画）是一致的。

时隔二十年后，由陈丹青笔录的《文学回忆录》终于问世。这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

梁文道在序言中说到，木心讲课的框架底本主要借自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这个底本的治学方法似嫌落伍，而木心选择的重点作家作品多为他自己的偏爱，所述史实相对简略，个人议论既多且广，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今日学院式的文学史来看”，而序言要强调的其实是以下两层意思：

一、艺术家“不循惯例、乾纲独断”的做法未必能得到文学史家赞同，正如昆德拉、卡尔维诺、纳博科夫等人的小说史也只是一家之言，专业学者不一定买账，但我们读这类书，“究竟还是看到了一种饶富深意又极有韵味的观点”。

二、“大部分一流作者的文学史，其实都是他们的自我定位”，表呈作者写作的由来，他们“为自己创作生涯与志趣寻求立足于世的基本定向”，而这便是《文学回忆录》的实质，也可以说是木心讲解文学史的内在出发点。

陆续读完这本书，有不少感想，这里略微补充几句。

要感谢陈丹青和出版社所做的工作，为我们奉献这样一本书。木心的言谈和观点在《文学回忆录》中记录得较详细，他对文学史的讲述也给人带来很多启发，这部不能算是遗作的“遗作”确有出版的必要。

至于说框架和方法，若要求全责备，恐怕没有哪一部文学史是称得上完整的，我认为这个框架跟学院文学史的框架其实并无差异，目前学院讲的文学史也未见有多周全。

由于内容多、跨度大，讲文学史一般都采用点评式的方法，着眼于背景、生平、思潮和流派的介绍，不可能像专题研究那样对作品细加分析，所以方法都差不多。

木心授课对象是一群青年艺术家，他多的是艺术本体论方面的“修正”，把他自身的美学观和世界观讲进去，为文学史课注入少有的慧见、热情和趣味，而这正是木心文学课带来的一种规训：“文学的远征”宜在个人的诚实状态下进行。

总体上讲，我不太赞成把《文学回忆录》视为木心“独断乾纲”的文学史。木心不是像昆德拉那样别出心裁，提出一套阐释小说史的观念。

他推崇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创作，尤其是俄国的人道主义文学，以此作为小说价值观的主线。他最景仰莎士比亚，对福音书的语言风格赞美有加，主张“返朴归真”，对卡夫卡、乔伊斯以降的现代主义文学有所保留，你也可以说，他的立场是稳健的。

从该书纲目及其对文学流派的介绍来看，木心的讲述脉络清楚，兼顾中西，贯穿传统与现代，殊为不易。中古波斯及阿拉伯文学仍是学院课本的冷僻一角，通常只是简略提一下，木心讲起来却如数家珍，如见满天繁星；他对这类作品的熟稔和偏爱，不过是邀请我们和他一道去品尝中古诗人的酒和智慧。

离题话是本书的一个特色。把大量的离题话抽去，就不成其为木心的文学课了。笔录最难得的是为我们留下木心的这份文学自由谈。

谈政治，谈宗教，谈文化形态学……这些是文学的题外话，也是题内话。谈悲观主义和酒神精神，谈权力意志和自由意志……他是哲学的终身密友，也是哲学的远房亲戚。

谈魏晋风度的“一元论”，谈商业文化的实用主义，谈存在主义“闷室中的深呼吸”……这是在谈他的选择，也是在谈他的宿命。

木心认为，面对这个解构时代只能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守旧，一种是超越；两种态度都非常难，守旧仍然是依附的，从属的，不能成为主体，而他主张把古典和现代都当做背景，不参与解构；或者说新旧都要超越，进行双重超越，因为现代性是必须经历的洗礼，但现代性还不是终点，更不是立足点。

木心的这类思考最具启发性。《文学回忆录》描绘出一个年长者的文学记忆，一位尼采信徒的精神之旅，一名当代艺术家富于感性意义的形而上学。没有人能像他这样来谈论文学史。

要说木心是否在这本书中表述了他的“自我定位”，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作家已经把他的审美趣味和倾向谈得够清楚了。但我以为木心让人瞩目的地方还是在于游离，他作为诗人的那种天性。

就像哈姆雷特，木心永远是木心所不是的那个人。他倾心自然，反对整体。他是隐修士，也是浪子。是愤怒的精神贵族，也是冷静的人道主义者。

他纵览文学史上不朽的“圣家族”，对那些伟大作家频频致以注目礼，难以找到一个真正觉得舒适的位置。如果他有兴趣写长篇作品，想必他会坐在他所崇敬的《复活》旁边，写一部洋洋五十万言的“怪诞小说”？

说没有人像他这样来谈文学，是指那种比知识更可贵的天性。这样的天性已如辉煌的落日，日益远离我们这个实利主义时代。

《文学回忆录》和木心的诗歌散文一样，秉承尼采那个反中庸常识的精神血统。书中大量出现的“即兴判断”，精彩纷呈，不像是经过搜索找到的“合适”表达，而是从一个源泉中涌出。

合上这本书，还在回味那个句子。

木心说，屈原是中国文学的塔尖，陶渊明是中国文学的塔外散步者。

这种句子，把知见和妙喻轻轻联结起来，读来令人颤栗。也唯有木心才说得出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