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待动物有何艺术价值？谈古根海姆美术馆撤展争议
小象君说：
去年十月份前后，因其参展作品涉嫌动物虐待，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遭到数十万人声讨。尽管事件过去一年有余，当时所引发的讨论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反思——动物在今日的道德考量中，应该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以艺术之名，就可以伤害动物了吗？
原文于2017年10月18号发表于：动物当代思潮（链接见“阅读原文”）
作者：龙缘之
孙原和彭禹的《犬勿近》作品，因涉及动物虐待遭民众抗议后撤展。 图／取自change.org
2017年10月6日，美国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里，刚开展的中国当代艺术回顾展“世界剧场——1989年之后的艺术与中国”（Art and China After 1989—Theater of the World）上，留下了三个空白的空间——这三件作品由于涉及动物虐待，引发民众抗议，美术馆决定提前撤下作品。
尽管动保人士大多对此事喜闻乐见，不过在该事件的广泛讨论中，从动物角度出发的论述，却少见于华文媒体。相对的，有不少文章批评古根海姆美术馆未能“捍卫艺术家表达的自由”，甚至嘲讽“以后的美术馆应成立道德部门”，来暗指动保人士挥舞道德大棒，干预艺术活动的自主性。
这些作品是不是艺术，是个该开放讨论的议题；而公然虐待动物，确实是公共道德及动保意识日益高涨的今日社会，所不能接受的。
美术馆里另类的“动物展演”
关于动物展演，主要意指发生在动物园、马戏团，或者休闲农场等场所所提供的动物观赏、表演活动。囚禁动物已限制动物天性，甚至这些活动往往强迫动物表现出违反天性的行为或危险的动作，一方面涉及动物虐待（包括动物买卖甚至走私），另一方面也向民众传达了错误的，甚或暴力、扭曲的“自然界知识”，因而近年来在东亚社会引发关注。
然而，还有一种动物展演的场所，可能令更多人意外，那就是美术馆。
回顾这次古根海姆展涉及虐待动物的作品，分别是孙原和彭禹的《犬勿近》（2003）、黄永砅的《世界剧场》（1993）及徐冰的《文化动物》（1994）。这三部作品过去以来经常被禁，也不是破天荒第一遭。
其中引起最大争议的是《犬勿近》。这是一部名为行为艺术、长达七分钟的影像纪录。“作品”中有八只美国比特犬，分为四组，两两相对，牠们被拴在跑步机上竞跑，拚命想要撕咬对方，却始终无法碰到彼此，直到精疲力竭。
——据报导，艺术家本人认为，比特犬的天性就是好斗，因 此，这样的作品不应算是虐待动物。
《世界剧场》则是由黄永砅设计的空间装置，里面装满了爬行动物和昆虫等生物，在动辄数个月的展期中，这些动物会互相吞噬，展示了艺术家所谓的“弱肉强食”的过程。由于动物随着时间而有所减少，为了保证作品的延续性，展期内会往装置里不断添加动物。这件作品不仅造成无数动物的死亡，这种公然展出、邀请公众参与观看的方式，在西方数个美术馆展示时，也都曾遭到抗议而撤展。在本次古根海姆展览的开幕当天，黄永砅的作品成了一个没有动物的“空笼子”。
黄永砅的《世界剧场》引发涉动物虐待的争议。 图／取自古根海姆美术馆
最后一件作品，是笔者曾为文讨论过的徐冰的《文化动物》之录像。在当年展出的现场，艺术家徐冰在公猪身上印了英文，在母猪身上印了中文书法（其实是徐冰自己创造的文字），接着对猪注射过催情剂后，徐冰将牠们置于一个堆满了中西各种文献的圈子里，当众交配。
艺术与道德，孰轻孰重？
动物虐待问题，披上了“艺术”、”文化”或是”宗教习俗”等等的外衣，就不是虐待动物了吗？
本次事件中的三件作品被撤展，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它们皆涉及虐待动物，并意图公然展示（或再现）动物虐待。而非它们是否属于艺术，或者有足够的资格代表中国当代艺术。
作为一名观众，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从动物的角度着想，在马戏团的舞台上打斗，或是在美术馆中厮杀，对牠们真的有什么区别吗？而对我们来说，如果所见的虐待行为相同，那么无论是动物表演舞台或美术馆，场所的差异又有何重要性？
也许有人说，在美术馆里看到的动物展演，是艺术品味的体现。那么自然也有人可以说，在马戏团中观看动物“表演（被虐待）”，也是一种艺术活动。但相信这种论述，连艺术界应该都不会同意的，因为，美术馆与马戏团自然有所差异。
因此，问题在于：艺术行为是否能在道德和法律的争论或批判中，置身事外？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艺术家相较过往有更多科技运用或其它创作手段的选择，可以更好地展现其创意及观念，然而艺术家却仍利用／伤害动物的方式进行创作，一旦承受舆论压力时，再披上名为“艺术”的外衣，试图模糊虐待动物的责任，用以规避公众谴责，这样的态度，除了表现艺术家对动物相关知识极其有限之外，或许也可谓是艺术家思想的贫乏，以及创作的怠惰。因此重点仍不在于作品“是不是艺术”，而是”是否有虐待动物的事实”，并且”展示了虐待”。
仅以《文化动物》为例，徐冰在一个由他制定规则的场域中，将动物强制放进一个无法表达天性的环境里，然后把动物经人工施为后（打针），其不可抗拒的行为表现，加以局部性放大，再谎称是设置了一个令生物或生命的特质显现的场合。
这样的设计，实与一般展演强迫动物忍受饥饿、鞭打或用火惊吓等，在长期的高强度（虐待式）训练上，令动物作出取悦观众的动作——动物奇观——没有什么差异。
站在促进文化和艺术的意义上，与其看猪交配，是不是我们更该将目光转向那些看猪交配的人呢？于此，更无需讨论展示了动物之间的厮杀（包括人杀戮动物）场面，那些无数的“艺术”作品了。
在展出的现场，艺术家徐冰在公猪身上印了英文，在母猪身上印了中文书法，接着对猪注射过催情剂后，当众交配。 图／取自Busan Biennale
在法律的缺位、置身于道德之外的艺术创作、失格失职的美术馆和策展人等，所共构出来的当代语境中，无怪乎动保人士只能依赖在线联署、线下抗议的公民参与手段了。
撤展始末：美术馆转移焦点
本次事件的话题延烧，始于今年九月。根据报导，这次在网站Change.org上有超过79.1万人签名，希望古根海姆在开展前撤下《世界剧场》等三件作品。在动保支持者庆祝胜利之余，更值得关注的，却是国际传媒、艺评人，以及中国艺术界，对古根海姆举措的诸多批评。
在世界知名的美术馆展出，被认可为中国当代艺术代表性的作品，无疑是对艺术家的一大肯定。筹划活动的策展人和美术馆，理应都是以一种谨慎和严肃的专业态度来对待此次回顾展。实际上，美术馆方面曾一度坚持展出，数日之后，却改弦更张决定撤展。其官方声明很值得注意：
虽然这些作品已经在亚洲，欧洲和美国其他地方的美术馆中展示过，但来自社会上露骨的和不断重复的暴力威胁让古根海姆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
“暴力威胁”？这样的陈述似乎颇为严重，不禁令人想问，是否真是如此？又，是什么样程度的“暴力威胁”？
古根海姆美术馆在脸书上的官方声明，从“世界剧场——1989年之后的艺术与中国”（Art and China After 1989—Theater of the World）展上撤下三件受争议作品 。图／截自facebook页面
美术馆的声明指出，“出于对员工、游客以及参展艺术家的安全考虑”而决定撤展。这样的声明，除狡猾地规避了艺术和伦理的争议问题外，更将责任推卸到“动保人士”身上，甚至暗指动保人感情用事、诉诸暴力、干预艺术活动；最后，美术馆亦羞于捍卫自身策展的“专业性”。
更何况，诉诸暴力与虐待问题作为手段的，不正是艺术家及与之共谋的美术馆吗？若是美术馆方面真的有足够的底气说服公众，进行一场关于“艺术”和“公共道德”之间的对话，未必不是一堂难得的公民教育课。然而，事件的演变却是，“当贼的喊捉贼”，无怪乎古根海姆在“动保人士”及“艺术界”得到两面皆不讨好的结果。
古根海姆美术馆以“安全考虑”为由决定撤展，这样的声明，狡猾地规避了艺术和伦理的争议问题。 图／取自古根海姆美术馆
美术馆成立“道德部门”，有何不可？
笔者亦有数次抗议大型美术馆或艺术展演虐待动物的经验。从知名的威尼斯双年展到台北市立美术馆，这些个人式的抗议，无论是以现场反应或是写信投诉的方式，不是石沉大海，就是得到馆方或艺术家荒腔走板的响应。
在古根海姆撤展事件中，我们该注意的是，无论众多的美术馆是公家单位，或是知名的私人营运场所，它们都是一种权力象征，以少数人的权威定义了“何为艺术”。在这种体制之中，作为一般的个体民众往往深感无力。面对动物受虐有不忍之心、看到弱者无力反抗而产生的悲悯之情、由于反感恃强凌弱而生成的正义感，公众如不能利用联署、陈抗等方式结合力量，何能与“艺术殿堂”抗衡？
一篇名为《世界剧场风波之后 博物馆是否需要道德部门？》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大型博物馆这么做（撤展）的原因在于它们的道德部门对其举办前卫展览发出警告。而那些小型博物馆这样做的原因则在于它们缺乏道德部门，所以对其自身的脆弱性具有高度意识。
文章中的部分观点，分析了古根海姆此次的撤展动机，但是，却没有深入艺术与道德问题之间的讨论，偏离了事件争议的核心，相当可惜。
讽刺的是，根据报导，抗议此次虐待动物作品展出的联署人数，达79.1万人——“这个数字甚至是（本次展览）策展人孟璐，于2008年在古根海姆破纪录的蔡国强展览整个展期参观人数的两倍之多。”
于此，如果美术馆对公众的道德共识，不具有敏感性或判断力，也不具备领导讨论艺术与道德问题的能力，也许，我们确实不应反对美术馆成立”道德部门”，对作品的道德争议进行探讨。
动物倡议：站在最弱势者的立场
无论是这次撤展事件，或是在其他动物展演场所或广义的人类社会中，动物（而不是艺术家或艺术界）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在道德辩论之中，人们有责任去保障最弱势者的权益，站在捍卫牠们的立场。
论及本次事件的历史根源，不得不回到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中，关于动物再现的时空背景。笔者曾于讨论中国当代艺术的《”回到身体”，或者”对肉身的轻贱”——行为艺术中的身体和生命观》认为：
艺术家对于动物的施暴，更像是一次社会对个体压迫的翻版或变奏。既得利益者对异端或“非我族类”的迫害，在人与人、人与动物的层层关系上进行着不可言说却行之无碍的实践。
如今看来，这三件被撤展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许确实具有那个年代残酷的代表性。但是，这种代表性的意义，是历史与社会学面向上的意义，而非美学中值得被捍卫的价值。
古根海姆美术馆决定取消《世界剧场》的展出后，黄永砅用了一个航空呕吐袋写下他的回应：
这件作品产生于西方，并被禁查于西方，这就是我今天所面临的全球化语境。
然而，在笔者看来正好相反，黄永砅何不加以反省，他所谓的全球化语境如何一致地反对他展出？期许有朝一日他能发觉，是人类面对动物议题日渐形成的道德共识，无法忍受以“艺术”之名，合理化任何伤害、虐待、践踏动物与人类尊严的动物展演。
黄永砅何不加以反省，他所谓的全球化语境如何一致地反对他的展出？艺术不该合理化任何虐待动物的行为，包含美术馆的展演。 图／路透社
相关阅读：
1. 「回到身体」，或者「对肉身的轻贱」——行为艺术中的身体和生命观
http://touchedbytheirhands520.blogspot.com/2017/09/blog-post_28.html
2. Promote Cruelty-Free Exhibits at the Guggenheim
https://www.change.org/p/promote-cruelty-free-exhibits-at-the-guggenheim
3. 美术馆的官方声明
https://www.facebook.com/guggenheimmuseum/photos/a.427338328500/10155748419368501/?type=3&theater&if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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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龙缘之
北京大学电影学硕士，清华大学科技哲学博士。博士论文为"对大熊猫保护的STS研究"。在学术研究之余，长期关注保育、皮草，以及动物园和展演动物等议题。现为大学兼任教师、自由接案和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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