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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卫东:我对校外培训的四点看法

茅卫东 新少数派 2022-03-19



我对校外培训的四点看法

文:茅卫东 来源:教育自由谈


一、不能因为商人有问题就否定商业、取缔市场。
当前的校外培训问题很多,整顿是必要的,视为洪水猛兽则不必,各地若有以整顿为名挟带私货更是可耻。
二、标本兼治是上策,拿校外培训开刀只是治标,从理解培训需求入手才能发现根本。
三、不要指望放火的人会真心灭火,自救才是唯一的正途。
四、“内卷”不只是一个“术”(经济)的问题,还是一个“道”(文化)的问题。
破解内卷的最终密钥是破除“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妄念。不能和谐共生,非要出人头地,“内卷”就依然会是常态。因为当社会绝大多数的人“痛恨平等和自由,追求高人一等、甚至唯我独尊”的时候,内卷就是一出会有中间休息但永远不会落幕的悲剧。

不多说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回顾两段国外的历史:

(作者注:以下内容根据网络资料编写,特此说明。)

1、美国上世纪20年代的“禁酒令”
从1920年1月17日凌晨0时,美国宪法第18号修正案——禁酒法案(又称“伏尔斯泰得法案”)正式生效。根据这项法律规定,凡是制造、售卖乃至于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皆属违法。自己在家里喝酒不算犯法,但与朋友共饮或举行酒宴则属违法,最高可被罚款1000美元及监禁半年。
禁酒法案生效前一天,道路上的运酒车络绎不绝,人们都赶着时间把酒运回家里收藏。到了晚上,街道上空无一人,大家都聚在家里或其他公众场合举行最后一次合法的的“借别酒会”。一位参议员在晚餐会上举杯说:“今天晚上是美国人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前夜。”这番话引来了阵阵热烈掌声。
美国人向酒宣战,实始自他们立国之初。许多早期移民是出于宗教原因而抛弃欧洲故土、奔赴那片蛮荒之地。这些被称为“清教徒”的美国创始者,把他们的一腔宗教热情带过了大西洋,使之成为美国民族形成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清教徒”力主敬畏上帝、清廉度日。至19世纪中期,美国一些地方的居民开始诉之于法律手段约束贪杯之人,这个民间运动时起时伏,绵延不绝,终于在20世纪初掀起大潮。
从1920年1月17日凌晨0时,美国宪法第18号修正案——禁酒法案(又称“伏尔斯泰得法案”)正式生效。
修正宪法以达禁酒目的,决心不可谓不大,联邦政府执法也算积极有力,但从一开始,禁酒之事便遇到巨大阻力。
本来喝酒只是一种日常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酿酒、卖酒是一种正常市场行为,但禁酒令一出,喝酒又多了一层政治态度色彩,正常的市场行为变成违法犯罪举动。
需求没有消除,单靠禁止怎会成功。
至20年代末,即美国禁酒令颁布约10年之后,许多美国人开始呼吁弛禁。1932年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总统,即把开放酒禁作为其政纲之一。
1933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二十一条宪法修正案以取消禁酒之第八修正案。次年,随着犹他州作为第三十六个州签署此弛禁法案,美国的全国性禁酒便寿终正寝了。


虽然禁酒作为国策在美国早已成为昔日黄花,但地方性的禁酒及其它有关措施却并未绝迹。直到1966年,美国的一些州仍然禁酒。即使时到今日,美国的一些小城小镇仍是“滴酒不沾”。人们说,美国是多样化的国度,此言不虚。
2、韩国上世纪80年代的“禁补令”
为了给学生减负,韩国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不断出台改革政策,包括禁止补习,改革了高考制度,取消高考,引入推荐制度。
韩国教育部1968年取消了初中入学考试,1973年消除了高中重点学校、重点班的设置,将全国的公、私立高中划至学区,按学区确定就读学校。
本以为这样可以缓解应试教育压力,事实却收效甚微。


1980年7月30日,韩国政府出台了“7.30 教育改革政策”。
该政策全面禁止课外补习,取缔了所有课外辅导课程,无论提供辅导的老师还是聘请老师的家长,都将受到处分,甚至包括违规开设补习班不但罚款还要坐牢一年。
韩国当局还派出“课外辅导打压队”,来对老师和学生进行震慑。
然而,韩国家长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中国谚语发挥到极致:
比如让老师在深夜(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到学生家里提供辅导;
比如把辅导老师伪装成亲戚或家政阿姨或者躲到郊外别墅进行辅导;
甚至在轿车或汽车上进行辅导。
辅导班转入地下,辅导班成本上升,成为富人的教育资源,导致班级差异不断扩大。
上世纪90年代,打击补课的规定已经形同虚设。1995年,韩国“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应中低收入家庭的强烈要求,公布了承认“影子教育”(补充公共教育的课外辅导)的法律地位的教育改革方案。
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例如,补贴公立学校和教师,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优化高考政策,弱化分数论,防止补习班过热。
2000年韩国宪法法院裁定:禁止课外辅导的相关法律侵犯了公民基本权利。国家对私人教育采取了过分的限制,侵犯了公民的教育权、职业选择权。
这项打击补课的措施彻底失败了。




编者后记:

对待社会问题,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一种认为只要依靠人类理性,依靠某些组织或政治强人,通过某个“一揽子解决方案”,最终就能建成“理想国”,此即“圣化构想”;另一种认为对于任何社会问题,都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不可能建成人间天堂,对社会问题与人类制度的研究,总是一种对“最可容忍的不完美制度”的研究,此即“悲观构想”。

对于校外培训的不同观点,其实都可以从这两种思维方式中找到其思想脉络,然而,历史与现实不断地提醒我们——那些看上去越高尚的理想、越完善的理论,带来的后果就越糟糕。

托马斯·索维尔一阵见血地指出:“很多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时常忘记,自己并不是上帝。”

而像米塞斯、哈耶克、诺齐克、雷蒙·阿隆……这些知识分子中“永远的少数派”,终其一生奉行的,是被索维尔称为“悲观构想”的思维:他们从不苛求完美,也拒绝给出任何“包治百病”的药方;他们只是运用逻辑和事实,指出明确的悖谬和“最不坏的选择”,告诉世人“什么可以做,什么绝不能做”。

知识分子既要批判现实,传播真理,又要超越“横渠四句”的修齐治平,避免陷入索维尔所批判的“圣化构想”。

为此,新少数派诚挚推荐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本书不仅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最新锐的系统阐述,也是识别左与右、洞悉当今社会冲突根源的绝佳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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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茅卫东,独立评论人,生活咨询师。17年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从教经历,7年教育媒体从业经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职业指导师,著有《重寻教师尊严》《心平气和当老师》《教师职业生涯十大误区》《怎样的爱才合适——做一个不过分的家长》,业余时间打理微信公众号“教育自由谈”(maowd121)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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