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援：侯外庐学派推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侯外庐学派与中国史学的发展”笔谈（三）

编者按：侯外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之一。他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特别是在研著《中国思想通史》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派，将思想史与社会史有机结合，贡献了独特的研究范式和学术路径，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为缅怀侯外庐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功绩，更好继承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优良传统，本刊编辑部特组织这期笔谈，以期为加速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高质量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侯外庐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在近代西学进入中国的背景下，他坚持通过翻译和钻研《资本论》研究中国历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形成特色。在几十年的学术活动中，他和他的学术团队不仅完成5卷6册本《中国思想通史》的鸿篇巨制，而且形成了侯外庐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有《宋明理学史》等重要著作，其成果与方法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一、创立思想史学科，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开创及其研究，可以看作侯外庐学派在20世纪时代背景下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晚明以来，在西学冲击下，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缓慢地发生动摇，在近代开始发生质的转变，传统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最终转化为“七科之学”，标志中国学术从传统向近代转变。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各学术门类当时称“格致诸学”，即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称“法政诸学”，即文艺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逻辑学等。诸门之下，各有其目。侯外庐生于1903年，正经历了这一过程。当时的学术界在西学冲击下面临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来适应中国学术向近代的转变？例如史学界并称“二陈”的陈寅恪和陈垣，都积极用西洋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陈寅恪写出代表性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垣写出著名的“古教四考”，即《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1928年，傅斯年奉蔡元培之命建立“史语所”，将“此虽旧域，其命维新”确定为理念和宗旨，皆是西学影响的结果。在当时的“哲学门”范围内，胡适于1918年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现代思维方法撰写的中国哲学史论著”。中国哲学史的名称从西方沿袭而来，在其前后，还有谢无量《中国哲学史》（191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1931—1934）、赵纪彬《中国哲学史纲要》（1938）等，代表了当时的学术主流风向。

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学时代的侯外庐表现出对现实人生与哲学的关心，他在1925年发表《哲学与人生》，主张以“价值的判断”和“事实的考究”作为研究哲学与人生的方法，为其后从事思想史研究打下世界观方面的基础。后来他通过李大钊等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决心进行思想史研究时，逐步树立起将社会史与哲学史紧密结合的方法，并将其看作重要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原则，这种思路正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他在探索中开启了一条与当时主流风向不同的新道路，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中国史学研究范式，其过程是艰辛的。

1941—1942年，他相继撰著《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更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在以后的研究中，他坚持把社会史研究融汇到思想史研究中，形成独有的学术特色，带动了一个团队的发展。尔后，《中国思想通史》历经20余年完成，“中国思想史”也作为一个学科进入教育部以及国务院学位办的学科目录之列，中国思想史学科由此形成。

侯外庐在叙述他的学术道路形成时回顾：

一九二七年，我到达法国，在巴黎大学听课。翌年，即开始试译马克思《资本论》的工作。我在法国期间，除了做地下党的工作以外，主要精力放在翻译《资本论》方面。我的水平和能力，不可能在三年内译完这部科学巨著。然而，这件工作却帮助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确立了我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对我后来从事史学研究起了重大指导作用。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由于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深，加之苏联理论界的影响，因而有生搬硬套的形式主义倾向，侯外庐力图从原典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努力，在当时难能可贵。侯外庐在法国以恩格斯审定的《资本论》德文第4版为基础，参照英、法、日等译本进行翻译工作。与20世纪30年代仅依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大相径庭，他在马克思主义原典研究方面具有的资料文献优势及功力，一般人难以企及。他在史学研究中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研究社会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在今天仍具启发意义。

检视侯外庐及其学派著作，其对中国思想史的独到贡献，几乎都出自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精心琢磨。从1927年留法开始，他经过十余年努力，翻译研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然后应用于研究实践，用20年时间与团队密切合作，完成《中国思想通史》（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建立起中国思想史学科。这一过程使我们看到，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脱离古代“四部之学”走向“七科之学”的过程中，侯外庐学派没有直接沿袭西方方法，如上面提到的“二陈”、傅斯年，或者是胡适、冯友兰，而是采用“改造嫁接”的方法开创中国思想史学科，可谓独具特色。因而，侯外庐学派注重挖掘古代历史文献中具有理论思维意义的丰富材料，更贴近中国历史上理论思维发展的本来面貌，在20世纪学术史上作出重要贡献。

例如以汉唐时代看，比较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和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所讨论的人物、著作、史实等项，可以看出：就人物而言，侯著总体比冯著多出16个人物（包括贾谊、司马迁、刘向、刘歆等）；此外，和冯著相比，侯著还讨论了3部著作（《淮南子》《禹贡》《白虎通》）、两个历史事件（党锢、清谈）。总体看，侯著不仅内容丰富，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料有助于了解社会环境如何影响汉代人思想观念形态的产生发展，更符合中国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面貌。

上述例证，虽然只是形式上的对照，但可以看出侯外庐将哲学思想置于社会历史的背景之下加以研究的思路，是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观念的研究实践，也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核心意识。通观《中国思想通史》5卷和《宋明理学史》，其研究和写作过程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末，延续近50年，可以视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实践，这在20世纪的史学家中是超群的。任继愈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能够站得住，并不是靠宣传、靠喊口号，主要是靠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工具或武器来解剖历史上学术上的问题，拿成果给人们看，你们看这个武器行不行？是不是真正解决问题？”他认为侯外庐学派用史学成果说话，起到了示范作用。从20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角度看，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代表30年代的理论成就，40年代之后，侯外庐学派的著作是从学科体系层面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直到今天，这种实践还在接受着历史检验。

二、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史学研究

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建立，是侯外庐通过精研马克思主义并加以运用完成的。在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中，侯外庐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自觉地将人类社会一般规律与中国社会特殊规律结合起来，得出一些经得起检验的成果，对于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作出独创贡献。

首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在马克思的研究体系中，亚细亚生产方式范畴的提出，是从全球史角度对东方古代社会形态的一种思考，即认为人类古代历史发展，有“古典的古代”和“亚细亚的古代”不同类型。马克思认为，西方的“古典的古代”路径并不是唯一路径，古典的典型严格来讲只存在于希腊。侯外庐接受了两种路径（类型）的思路，并进行了艰苦探索，他敏感地认识到，这是一个揭示中国文明发展路径的重大问题。

所谓亚细亚（英文Asia，德文Asien），就是“亚洲”一词的音译，最早见于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中文标记，艾儒略《职方外纪》《明史·意大利亚传》也采用此说，后沿用至20世纪。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东方古代历史的苏联、日本等国学者普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范畴说明东方古代社会的性质，我国古史研究者也重视用它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并促发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到底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学者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奴隶社会，有的说是封建社会，或说是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过渡形态，或说它是五种生产方式以外的独特社会形态。侯外庐虽然同样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但他对这一理论的界说，不是直接采取当时已有的某一种现成观点，而是重新追根溯源，提出与众不同的结论。他说：“土地氏族国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这个关系支配着东方古代的社会构成，它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

1945年，侯外庐写道：“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这一问题，从苏联学者论战以来，就列在我的研究课程表之中。十余年来，这个恼人的问题无时不在材料继续提供之下，思索又思索，考核又考核，一方面是理论原则的材料整理，他方面是原则引用于东方古代史上的决疑说明，阙一不可能解答这一问题。这正是一种博古通今的课题，谈何容易。”于此可见他对这一问题用力时间之久、掘拓之深。侯外庐为何要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下如此之大的功夫？其原因在于：第一，他要将马克思主义对古代社会一般规律的认识与中国古代社会特殊规律统一起来，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历史研究的实践结合起来；第二，他把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正确解读，当作理解中国古史一系列问题的锁钥，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从古至今的中国社会与中国思想。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他在1941年出版《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依据书中自序和他晚年回忆录的概括，该书着重讨论了以下问题：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二是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起源和发展；三是中国古代变法运动中的特殊途径；四是国民阶级在中国的难产和形成；五是中国古代变法运动中的特殊途径；六是土地国有的大生产所有制；七是氏族贵族专政的国家和法权学说——先王观的发展。七个问题贯穿着对中西古代历史的比较思考，力图探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该书以古代社会的氏族、财产、国家三个关键词为中心，论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关系、国家性质、政权组织、社会意识及发展趋势。书中相关论证在思维方法论上受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影响，但结论都是中国化、具体化了的表述，体现了古代社会一般规律与中国古代社会特殊规律的统一，发挥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古代社会学说。

侯外庐说：“我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个原则，是首先弄清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为了解答这个悬案，的确花费了不少的精力，最后得出了我自己的答案。”他的答案，明白地写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中：

简单地说来，我断定“古代”是有不同路径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上，所谓“古典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都是指的奴隶社会。但是两者的序列却不一定是亚细亚在前。有时古典列在前面，有时两者平列，作为“第一种”和“第二种”看待的。“古典的古代”是革命的路径；“亚细亚的古代”却是改良的路径。前者便是所谓“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后者是所谓“早熟”的文明“小孩”，用中国古文献的话来说，便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其命维新”的奴隶社会。旧人便是氏族(和国民阶级相反)，新器便是国家或城市。

这个结论认定，中国古代社会是奴隶制社会，社会性质与“古典的古代”相同。不同在于形成发展的路径：“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发展出土地私有制，再发展到国家；中国古代社会则是从家族直接发展到国家。前者消灭了旧时的氏族土地所有制，让位给分种的小块土地制度。后者则不然，土地所有者是代表氏族的个人；没有土地私有权，只有私人的和共同的土地占有权。中国古代社会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氏族制度残余的存在，造成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系列基本特点，并影响着它的发展过程。

要而言之，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畴在方法论意义上，是讨论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殊性。今天讨论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的道路”等命题，正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特殊性有关。侯外庐通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讨论，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个世纪，依然没有失去学术价值。70多年间，中国社会发生根本变化，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改革开放，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中国历史研究也有长足进展，在大量考古新发现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把人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侯外庐70多年前对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路径的探讨，重要性与之相比也毫不逊色。当然，当时提出的学术观点，有些仍存在争论，甚至明显地应该修正。然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部著作强调将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中国历史特殊规律统一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历史学界的共识。将马克思主义方法应用于史学研究，在今天不仅没有失去价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意义比以往更加凸显了。

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特殊性的思考，侯外庐大体上不用“中国哲学”一词来概括中国古代的理论思维，而主要用“中国思想”一词。他将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融会贯通思考，得出独到的分析和颇有见地的看法。

本文不打算对侯外庐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取得的史学成果展开讨论，只将古代封建社会“异端”思想问题，作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的一个案例加以说明。

侯外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中，对“异端”思想、“启蒙”思想特别看重。其中“异端”思想，是侯外庐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史的重要提法。“异端”，是“正统”的反义词，他指出：“有正统思想的‘法度’化和庸俗化，就会产生反抗正统思想的‘异端’。”他认为，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完成时期的人物，他的“法度”确立正统思想，是封建社会历史法典化的产物。《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对汉代“异端”思想的分析，颇具说服力。在汉代“异端”思想讨论之前，该卷以3.6万余“平”等字使用频率，并且分析这些语汇在“五经”中的根据，从而了解年号所反映的汉代以来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另一个侧面，侯外庐从年号由三公博士援引，来说明支配思想从秦设博士官开始，汉代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家是叫作“儒林”的团体。在汉代思想史的背景中，侯外庐特别注意两类人物，就是“酷吏”与“儒林”。他指出：

在中国第一部伟大的史书里（指《史记》——引者注），发抒了个性嶙峋的批评，尤其在讲制度的《平准书》与《货殖》《游侠》二列传，讲思想的《儒林》《酷吏》二列传，栽植下汉代唯物主义思想的根苗，以后桓宽撰述《盐铁论》所暴露的思想矛盾（文学之评，即儒林眼里的酷吏；大夫之评，即酷吏眼中的儒林），多摹仿《平准书》的论断，反映出武帝以来的社会矛盾。

在上述背景下，侯外庐讨论了汉代的“异端”思想，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首先以《过秦论》开其端，贾谊从历史教训之中，一方面强调儒家对古制的观点，另一方面，在其思想血脉中又保留着道家的狂士传统，走上了理想主义的道路。贾谊的超俗理想被司马迁赞为“其志洁、其行廉”的抗议思想，然后是司马迁的批评和贡禹的奏议对汉代的抨击，这是汉代“异端”精神的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从桓谭到王充，更深刻地形成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体系，与统治阶级的谶纬迷信以及白虎观神学的合法正统形成对立。第三个时期有汉末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符、仲长统等，他们对法律道德的批判以及政治批判，揭露出汉代的社会矛盾，加速了汉朝的崩溃。

侯外庐用“异端”与“正统”的斗争梳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史，表现了他“通古今之变”的社会史观。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他对历史人物背景及其思想的爬梳，不仅给读者以丰富启迪，还发掘出许多不被人重视的“异端”思想家，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内容。他坚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古今相通。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对古代进步思想的讴歌，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反封建立场是紧密相关的。

上述对侯外庐思想的叙述，略嫌冗长，但非此不足以看到他的分析方法和表述方法，这是一般哲学史著作中极其少见的，是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的生动案例。应该说明的是，侯外庐通过翻译《资本论》所掌握的，并不只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而是历史批判方法，《中国思想通史》的例子，也印证了贯穿《资本论》的历史批判方法，具有科学的普遍性。侯外庐及其学派将古代社会与思想融汇起来进行研究，得出一系列独到判断和分析成果，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史学方法论的独特优势，至今仍具生命力。

三、学派建设促进学术发展

在20世纪的中国人文社科界，形成“学派”口碑的团体为数不多，侯外庐学派就是其中之一。学派不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但经过历史检验的学派，对学术发展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回顾中国学术史，学派涌现的两个重要时期是先秦和宋明。先秦诸子时代学派林立，他们是精神文化的生产者，是以某种独特的理论主张或独特的方法技艺为基础形成的学术团体，是精神文化生产者在文化创造过程中结成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学派领袖同时是诸侯之师。可以说，没有学派，就没有先秦的精神文化生产。在宋元明时期，学派在书院的基础上兴起，学派领袖讲学收徒是重要的教育形式，由师长提出某种学说，众多弟子通过辩难讨论，接受、坚持、奉行和发展门派学说，自然地形成以师长为奠基人与核心的学派。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特征。学派在宋代以后的历史中，具有学术上的求真精神和政治上的批评精神。在书院基础上形成的学派，有的带有政治色彩，形成“党人”，在晚明更是如此，他们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起到独特作用。

与古代学派相比，今天的学派既不构成精神文化生产的主要形式，也不带有政治色彩，主要以师承合作关系为基础，形成学术上的特色团队和共同方向并延续发展。西方科学史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使用“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一词称呼“学派”，他定义科学共同体为：“由同一个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者组成。在一种绝大多数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程度上，他们都经受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钻研过同样的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得许多同样的教益……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把自己看做、并且别人也认为他们是惟一的去追求同一组共有的目标、包括训练他们的接班人的人。”库恩认为，科学共同体是多等级的，大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小到每个专业领域的不同派别。库恩点明学派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因为学派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学科创生后进入学科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它是学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以上述观点考察侯外庐领导的学术团体，以“侯外庐学派”相称是符合实际的。实际上，从侯外庐晚年口述的学术自传《韧的追求》看，他当时即认为，在他周围的同人形成了志同道合的学术团体。在20世纪的史学“五老”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学派不是靠主观意愿就可以形成。侯外庐在回忆当年“一个共同研究、共同撰写的集体，在长期交流，反复切磋中，最终形成”的过程时写道：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家都抱着民主和平建国的愿望。生活书店高屋建瓴地提出一项计划，准备发行一套《新中国大学丛书》，旨在清扫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学术阵地，为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能够系统的有所“立”……于是，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第一个春天，杜国庠、赵纪彬、陈家康和我，四人在黄家垭口中苏文化协会楼上，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自信，有把握完成一部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思想通史，深度和广度比《大学丛书》诸家哲学史有所超越，观点和方法更科学，与《大学丛书》诸家哲学史判然有别。

除了共同的心志外，侯外庐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的特色十分鲜明。第一，重视理论探讨，在史学领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第二，坚持思想史的研究不能脱离社会史的环境土壤，并运用到研究实践；第三，坚持思想通史研究，把握中华思想的前贯后通，还要“横通”（指中西贯通），不间断地奉献通史成果，力图实现“有所超越”；第四，与教学活动紧密结合，使学科通过人才培养不断延续发展。

在以上“条件”与“特色”之外，一个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出类拔萃的学术带头人、延续不断的后继者（学术梯队）和后续学术成果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作为学派的学术带头人，要有特殊的品格，即站在学术前沿、高瞻远瞩，具有人格魅力、宽容精神、知人善任和协调能力等优秀品质。侯外庐正是这样一位学者。

综上，特定的条件、突出的特色、独特的学术带头人和持续的学术梯队，既是学派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和必要条件。以此衡量侯外庐开创的中国思想史学派，可以说都具备了。

1946年，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陈家康四位学者在重庆相约开始《中国思想通史》写作之后不久，侯、杜、赵三人都来到上海完成写作（陈家康因为工作需要不能继续参加写作）。为了尽早达成写作计划，在杜国庠、蔡尚思推荐下，邀请邱汉生加入了写作团队，邱汉生当时在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教中国通史，以熟谙汉代史和经学见长，他参与了第1卷的清样校改、第2卷的写作，成为学派团队的骨干成员。在日后侯外庐学派的建设中，邱汉生成为侯外庐的助手并负责与团队其他成员联系。

关于侯外庐学派的建设发展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学术活动，有必要在这里提及。《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先秦）撰著于1946年并于次年出版，作者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第2卷（两汉）与第3卷（魏晋南北朝）完成于1948年，1950年出版，作者增加了邱汉生；第4卷（隋唐宋元明）分上下两册于1960年出版，作者增加了张岂之、李学勤、何兆武、杨超、林英（以上5人共用笔名“诸青”）；第5卷1956年出版，是在《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1945）基础上补充修订而成，在老一辈学者中，还有白寿彝、杨荣国、杨向奎和韩国磐等参加了写作。以这个学术团体为基础，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多数学者都成为团队成员，他们在完成《中国思想通史》后，又推出一系列成果：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1978），作者张岂之、林英、黄宣民、卢钟锋、樊克政、何兆武、殷瑞渊；《中国哲学简史》（上册1963年出版，下册统一更名《中国思想史纲》，1980年出版）；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下卷（1984、1987），作者共16人；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思想史卷》（1989）、《中国儒学思想史》（1990）；等等。

学派建设以学术为核心，除了学派带头人外，还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人物，邱汉生就是侯外庐学派的学术枢纽人物。他1954年由上海调入北京后，主要协助侯外庐做了三件工作：第一，从1957年起，协助在历史所第二所指导研究生。上文提到，学派的重要特点是学术传承，这种传承从科研课题的合作中可以体现出来，但更重要的是直接的教学活动，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虽然政治运动不断，但侯外庐能最大限度地排除干扰抓科研，造就了十分浓重的以老带新、钻研学问、讨论学术、切磋理论的氛围。他不仅亲自授业解惑，还安排他的学生和助手给年轻学者开课，如让张岂之讲“形式逻辑”，李学勤讲“中国经学史”，何兆武讲“西方思想史”，杨超讲“康德哲学”。侯外庐的最后一届研究生，经常到邱汉生家中上课。第二，协助《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的组织和编写。第4卷的编写，体现了侯外庐学派老一辈与年轻学者的合作（即后来的“诸青”）。第三，《宋明理学史》的发凡起例和组织撰写工作。侯外庐晚年卧病在榻，仍继续指导中国思想通史的扩展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宋明理学史》上、下卷，这部134万字的专著是对《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的扩展，是侯外庐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集体科研项目，也是国家“六五”计划期间历史学的重点科研项目，参加学者16人。项目完成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包括张岱年、任继愈在内的11位国内历史学、哲学史知名专家，在江西大学（今南昌大学）用一周的时间边通读、边讨论，形成1.2万余字的《〈宋明理学史〉专家评审意见综述》。

关于这部著作，侯外庐在《宋明理学史》上卷序言中详述了当时的背景：

1959年我们编著《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时候，即开始进行宋明理学的研究。因为限于全书的体例和篇幅，这一部分不可能展开分析，只是写了几位有代表性的理学家。当时我就开始酝酿编著《宋明理学史》，以阐明理学的产生和演变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使它成为一部与思想史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专门著作。

事隔二十年，我们才开始执行这项科研计划。1980年我们编完《中国思想史纲》下册以后，邱汉生同志已将《宋明理学史》的章次目录编出。我们即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同志进行讨论，分工执笔。汉生同志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悄悄地阅读了关于理学的许多原始资料，对理学思想的产生和演变有许多宝贵的见解，这样就为我们编著《宋明理学史》做了积极的贡献。“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社会科学的研究活跃起来。近年来国内陆续出版了不少关于宋明理学的论著。我们也读到海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些对我们编著《宋明理学史》起了激励的作用。经过三年的努力，现在《宋明理学史》上卷已脱稿，下卷的编写工作正在进行。

《宋明理学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全面系统和科学阐述宋、元、明时期理学产生、发展和衰颓的学术著作，其在完整性、系统性和科学性、思想性方面都是空前的，对宋明理学乃至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国内学术发展有积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该书1995年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著作一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这部著作的撰写者一共有16人，如果没有一个多年磨合、学术观点和志趣相投的学术团队，很难达到如此水准。

在谈到学派促进学术发展时，必须承认，学派内部有争论分歧是正常现象，外部有斟酌、批评也属正常。邱汉生在谈到《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的编写和《宋明理学史》的内容时，都提到了这种情况。但一个学术共同体讲究理念、风骨，是最难能可贵的。

侯外庐在晚年自述中写道：

我本不过平平一介书生，因为经历着伟大的时代，才确立自己终生不渝的理想和观点。远言之，我爱羡王船山六经责开生面的气魄，仰慕马克思达到的科学高峰，近言之，自认最能理解鲁迅先生为民族前途，交织着忧愤和信念的，深沉而激越的，锲而不舍的“韧”的战斗。

侯外庐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派，经过邱汉生、张岂之等老一辈学者及侯门弟子的努力得以继承发展。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派面临自身发展与学术竞争的问题，传承创新，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思想史学科，是更为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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