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平反——何方口述之二十二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四人帮”被捕。
我在北京探亲，这几个月，没人管我。尘埃落定之后，又管上我了。政治部主任林中找我谈话，通知我回干校。他代表组织动员我，我只能走了。我也需要回去，还有一摊东西在江西呢，于是，我就又回了干校。在干校，又呆了差不多一年。
这一年，人们纷纷往回调。有的人原单位不要，就被分配到了地方。我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分配到地方，地方不要。地方也为难：这么老的资格，那么严重的问题，又是非党员，我们怎么安排呀？外交部自感理亏，也就不向地方上提了。
我在干校呆着没事。那就改善自己的生活吧。对我来说，改善生活一是挂面，一是鸡蛋。我自己发明了一种葱油面：把盐和油这么一炸，然后放上葱，拌面。大家都跟着学葱油面，大行其道。后来到北京了，还有朋友说，到何方那儿去吃顿葱油面！
多数干校都解散了。人们就在北京住着。有的人，外交部不让回来，干校里大概还有一、两百人。外交部副部长刘振华说，就是剩下一个五七战士，也要把干校继续办下去。继续留在干校的，有老干部，也有新干部。或者是问题没有查清楚，或者不属于掌权的那一派、支持过另一派。外交部支持陈毅的那一派当权，对立面都在干校放着。
比如有一个人，在印尼时，为了保卫国旗被打了一枪。他回来后变成了英雄，说他是为了维护国旗而负了伤。现在和我一样，也回不去。
“文化大革命”把一些人的老底给揭开了。过去当权的怎么整人，现在被整的人都知道了：“啊，原来是这样的啊！”朱烈就是一个例子。有一次龚澎派他去接见苏联«消息报»记者，结果叫公安部录了像。公安部到外交部调查，龚澎不为人家说话，他变成特嫌。而后，部里就把他调到外交学院，说是工作需要。他在外交学院干得还很得意。“文革”中，他才知道调他到外交学院的真相：哦？原来是把我当成特务了！朱烈本来是个非常老实的人，火了，起来造反，现在也没好下场了。
还有一个人叫王萍。她工作非常积极，做一切事情都很认真，老是当模范。但是她讲话直截了当，得罪了上级。下放干校后，上级准备把她留在苏北。还有个处长准备留在热河。这些人原来不知道事情的内幕，现在知道了。以后就造反了。他们也反得不厉害，但是正好反到了现在的当权派头上。所以当权派就不要这些人了。那些人的成见之深，简直是没办法。
我在干校，就是和他们为伍。和这些人为伍有个好处，大家互相都惺惺惜惺惺。他们打扑克、拱猪，看不进书去，一看书就烦，就想起了为什么把他们放在这儿？我说，你们把时间都浪费了，太可惜了。我看我的书，和他们不同。
这样，呆了差不多一年多，又到探亲的时候了。这次探亲，我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捆好，运回北京，又是竹杆、又是做木工的用具，还有我做的五斗柜、樟木桌子、樟木箱子、躺椅、马扎，都运回来了。这些东西大部是樟木的，花纹也好看，是用一整块木板做的。只要包装好，写上自己的名字，弄个布签挂上去，他们都负责给你运回来。我回来才知道，这些东西没地儿放，外交部招待所——解放前的六国饭店，现在的华风宾馆的地下室地方较大，这些东西一直在那儿放着，放了好几年呢！
后来我想把樟木箱子送给看孙女的小保姆，我说，你结婚的时候，作为礼品送给你。她说，运不回去呀。她不要。
从干校回来了，我就不打算再去了。那个时候，我们家在招待所里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住房，三个人住，大儿子住集体宿舍。
不久，林中又到我们家来了，还是动员我回去。他说，乡下空气如何好，等等。我说：“那儿空气那么好，你也不去换换空气？我已经呼吸九年了，你还叫我呼吸？”我反正豁出来了。我一想，三十七岁开始倒霉，都五十六、七的人了，还怕什么呢？我就神气起来，谁也不敢惹我，我就是不回去。
我争取平反，寸步不让。平反很艰苦。他们总要给我留一个尾巴。这尾巴先是留得很长，然后再慢慢地缩短。我已经有了经验教训，这次给我留尾巴，绝对不行，什么尾巴都不能留！
外交部处理张闻天反党集团的人是三员女将。一是政治部副主任朱霖，黄镇夫人；一是干部司司长许寒冰，姬鹏飞夫人；一是当年的机关党委书记杨清华。她们三位找我谈话。一开始，她们说我有错误。我说，我当然有错误。但要给我戴很重的帽子，给我留着处分，我坚决不干了。她们就节节退却。先是说，要保留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第二次谈，又说可以取消了。对“文革”问题，她们说，你可以写保留意见。我说，我不写什么保留意见，你们的结论我也不要，我绝不签字！你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说我支持打倒陈、姬、乔，有什么了不得？陈、姬、乔当时还在那里打倒刘、邓、陶呢！谁的问题大？周总理在那儿也喊口号，我记得很清楚。我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大会，大概有十来次，从打倒刘、邓、陶，到打倒谭震林，再到打倒贺龙，周总理都喊过。这算不算问题？打倒刘、邓、陶不算错误？打倒陈、姬、乔就算错误？如果，打倒陈、姬、乔是错，那么打倒刘、邓、陶也是错。不算他们的账，就算我的账？ 我对许寒冰说，姬部长没有打倒刘、邓、陶？你总喊过打倒过刘、邓、陶吧？为什么你打倒刘、邓、陶可以？我不行？毛主席号召支持造反派。我本来没资格支持，造反派来找我，让我表态，我能不表态吗？说得她们没了话。她们还谈到张闻天的问题，张闻天那时还没平反。她们问我对庐山会议的看法，我说庐山会议，我也不同意。说我的那些问题，根本没道理，都是假的，一句真话没有。我说“比例失调”，这是薄一波讲的，我只是向下传达而已。“礼宾改革”是姬鹏飞叫我干的，材料有证有据。
对我的处理，最后退到“犯了错误，免于处分”。我说，这也不行，我不干，得彻底给我平反。她们在结论中，把我的“态度不好”取消了。她们有一天看报，发现刘英成了中纪委委员，把刘英的“态度不好”取消了。形势大变，张闻天平反了。张闻天平反是1979年夏天。我那时候虽然没有工作，但是胡乔木和邓力群已经指定我起草张闻天悼词。我和曾彦修搞到一起，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甄别期间，还没有恢复我的组织生活，他们说，你暂时到《世界知识》去帮忙吧。这样，我就在《世界知识》呆了半年。
当时等级严格着呢。他们是两个人一个房间，还有一个人一个房间。我既不是编辑，也没有什么名义，还是非党人士，就和那些还没摘帽的右派，四个人一间办公室。《世界知识》是半月刊，我的任务是在每期《世界知识》上发表一篇文章，别的我不管。我说，这个容易，好办，一篇就一篇。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下决心，做了结论以后马上离开外交部。
邓力群和我是熟人，大概受张闻天的影响，觉得我还可以写吧。宦乡也希望我到社会科学院来。但外交部坚决不放。邓力群想照顾我，把我提拔提拔，但由于两个原因没弄成。一个原因是胡乔木反对，另一个原因是我不干。按邓力群的意见，要在社科院设两个秘书长。社科院历来就是这样，原来就是两个秘书长，一个管行政，一个管业务。邓力群就想设两个秘书长：让吴介民管行政，让我管业务。胡乔木说，这不合适，过去两个秘书长，一直都不合。邓力群又提出来让我当副秘书长。他是好意，我坚决不干。我想，去当副秘书长，搞那些行政办公厅的工作，我宁愿什么也不当，也不搞那个。我想搞研究工作，当个普通研究员就行。这时，别的地方也没希望，因为外交部一直扯后腿，对我使坏。让我当日本所所长，征求外交部的意见时，外交部都不同意。我过去损失了那么多时间，现在回来已经快六十岁了。
为离开外交部，又斗争了半年。
邓力群找黄华。黄华说，你别在这儿挖我的墙角。
这时，外交部有人又说我高明了，如何能写，又吹起我来了。邓力群通过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宋一平找黄华，找外交部党委。宋一平、黄华他们都是一二·九运动时的人。宦乡和邓力群、胡乔木他们都欢迎我去社科院。可是外交部就是不放我，怎么说也不放。邓力群把这个过程告诉了我。他说，他碰了钉子，黄华不讲情面。他给我出了个点子，说，我给你出个馊主意，你别给他们上班了。我说，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就照办不误了。张闻天的追悼会开完以后，我就不上班了。那时我的结论已经有了，我就在家呆着了。他们却开始吹起我来：你是驾轻就熟啊，现在外交部起草文件，错别字多极了，简直发不出去，你是了不得的人，还是当年建部的有功之臣呢，外交部离不开你。他们想先把我留住再说。尽管如此，我也绝对不回来。因为我被你们整了二十年，在大会上批，在干校放了那么多年。我说，你们能不能在大会上给我平反，在大会上重新讲那些做法都是错的？否则的话，我不进外交部了，因为我抬不起头来呀！你不能整完人家就算了。我说，凡是批判过我的人都得表一下态，起码表示一下你批判错了。我问他们，这些你们能不能办到？办不到，我不上班，不开会，组织生活也不过，请病假总行吧？我和外交部要一刀两断了。他们说，唉，你别为了过去的事情怎么样呀。这个时候就是软磨了。黄华跟我非常熟。我们在延安的时候就熟。何理良是我的同学。黄华说，何方这人有一点才气，也有用。因此，他就是按住不放。林中对我避而不谈。我要见他，他不见。他说，最近忙。我后来发了一个最后通牒。我说，你谈不谈？不谈的话，你就说不谈，我以后就不再找你了，我就直接找部党委。他这才说，啊，今天下午谈。但他的态度还是磨。他向我介绍外交部现在局面如何如何。说得我又高明了。所以我这个文化水平在他们眼里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样坚持了半年。
张海峰是外交部管干部的副部长，在黄华之下。他不是老外交部的人，是文化大革命前后进来的。他再三在党委会上讲，算了，何方不愿意在这儿工作，坚决要走，留下他，他也不太安心，何必呢？这才把我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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