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娱乐无所谓雅俗，艺术不需要权威

魏文侯的雅俗观

文 | 马伯庸

文章原载：财经网

人民群众并不傻，工作需要指导，娱乐就免了吧。艺术这种东西，是不需要什么权威来进行评判的。居高临下地批判“恶俗”娱乐，俨然就把自己搁到了道德制高点和法官的地位

几千年前的孔老夫子有一个梦想，就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对孔老夫子来说，《韶》、《舞》就是最高雅不过的上等音乐，应该提倡。对于当时涌现出来的一些新生事物，比如说郑国和卫国的音乐，老夫子就很讨厌，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意思是郑国的音乐格调低俗、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心灵。

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么高的觉悟。那个时代，郑乐极为流行，甚至于精通这种音乐的乐师还被郑国当成出口商品，远销春秋诸国，各国诸侯都成了粉丝。秉承孔子遗志的门徒们四处奔走，苦口婆心试图去说服列国诸侯要反三俗。

有一天，孔子的得意门生子夏去见魏国的魏文侯，谈到这个问题。魏文侯老老实实承认：“我穿的整整齐齐去听古乐，老打瞌睡；听新的流行音乐时候，却乐此不疲。”子夏没办法，义正词严地给魏文侯分析，说古乐多么健康，多么高尚；那些郑、卫之声多么低俗，多么浅薄，多么缺乏内涵，应该发个限娱令，限制这种娱乐。

大家都知道，理论分析是一回事，爱听不爱听是另外一回事。结果子夏讲了一大套，魏文侯还是客客气气，昏昏欲睡。此事就此不了了之，郑卫之乐的流行趋势还是依然故我，孔儒门徒还是到处嚷嚷着“礼崩乐废”——直到他们碰到秦始皇。

我很喜欢魏文侯这个人，他实在是直爽到可爱，丝毫没有矫饰，也不刻意掩饰自己的喜好和品味：“咱就是爱听恶俗歌曲，你说咋办吧？”

时至今日，“抵制恶俗文化，倡导健康娱乐”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这些新时代的“子夏”拥有很强烈的责任感，他们觉得只有雅乐正统才是上等货色，眼见礼崩乐废，忍不住要站出来拨乱反正。

很不幸的是，在这个时代，“魏文侯”们更多。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这些文化如此不堪，如此低级趣味，那为什么还具备如此之大的影响力，以至于要专门来限娱呢？究竟是愚民无以教化，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

就我个人的看法，既然广大人民喜闻乐见，那所谓“恶俗”的娱乐自然就有它能够流行起来的道理。知名人士居高临下地进行批判，俨然就把自己搁到了道德制高点和法官的地位。这其中隐含的暗示就是：你们楼下的攘攘众生品味太低，只有我们才是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信我者才能得永生，否则就是下等人。

问题是，人民群众并不傻，工作需要指导，娱乐就免了吧，又不是猴子山，不用分三六九等，也不需要搞宗教审判，也不必让卫道士们来教。

我曾经在一辆长途车上听到司机在放一盘劣质磁带，磁带收录的歌曲都是知名人士们点名批判的大俗之乐。讽刺的是，沿途非但没人站起身来说一通“郑音好滥淫志，淫于色而害于德”，反而不只一位乘客陶醉地跟着哼唱，气氛很是和谐。

我觉得这就是娱乐的存在意义：能够给人带来片刻愉悦，这就足够了。说实在的，我看不出这些乘客和衣冠楚楚坐在音乐厅里的人在艺术的追求上有什么本质区别。娱乐无所谓雅俗，阳春白雪是好东西，阳春面和白雪公主也不见得幼稚；桥牌是绅士玩的，光着膀子搓麻将也不错。

所以说，艺术这种东西，是不需要什么权威来进行评判的，套句现成的话，只有艺术形式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想如果魏文侯如果复生的话，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流行音乐被斥为是“靡靡之音”，上有音乐学院的教授围剿，下有居委会老太太满大街巡逻。我手里收藏了一本名字叫《如何鉴别黄色音乐》的小册子，里面语言精辟、论证严密，气势磅礴，中心思想就是恶俗音乐罪大恶极，大有“流行乐不亡，中国必亡”之势，把猫王、披头士甚至爵士乐挨个骂了个遍。

现在究竟局面如何，不用我说大家也都清楚。

真正的胜利者不是孔子与子夏，而是那个爱打瞌睡的魏文侯。我觉得在今后的几十年内，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