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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宪:《盲山》前的李杨

滟滟书屋 2022-08-23
李杨(晓咏/摄)


《盲山》前的李杨

文:张立宪


01.


1987年,李杨决定赴德国自费留学。为了这次留学,他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一名话剧演员、国家干部,变成待业青年,人事关系和档案被退到北京市建国门街道办事处。
 
同时辞去的,还有北京广播学院的学业。此时,他已经在该校电视系导演专业读了两年本科。当得到德国电视一台驻中国记者站站长汉斯•贝特拉姆提供的经济担保,可以赴德留学时,他便找到校方,希望毕业后学校不要给他分配工作,而是拿到毕业证以后直接出国。

学校不同意,说你毕业后必须要接受分配,并且就是你原来的单位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而且回单位之后还得再上五年班才能出国。李杨说,我四年大学下来三十岁,再工作五年就三十五岁,出国没意义了。
  
他对学校说,最好是我大学毕业出国再念两年研究生,然后回国效力。
  
校方没有同意。
  
他选择了从青艺辞职。
  
1985年李杨考上北京广播学院时,已经是二十六岁。事实上他从1983年就准备参加高考,但单位不给开介绍信。这张纸,直到两年后他才拿到,才有了考大学的资格。
  
李杨承认自己有强烈的学历情结。他的父亲李诗镕解放前是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出身于一个四川的军官家庭,家境很好。父亲是学法律的,但是爱好演戏,就走上这条道路,后来成为陕西省话剧院的演员。
  
李杨出生于1959年,1972年父亲被迫害致死时,他才十三岁,最小的弟弟年仅一岁。李杨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文革中度过。即使在读书无用的年月,即使文革中父母变成牛鬼蛇神,他已变成狗崽子,即使每次填家庭成分时都让他特别害怕,他所受的家族教育也是必须要上学。
  
文革后恢复高考时,他却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全国招演员的考试,当时的考虑是上班后每月的工资是四十多元,可以减轻母亲的负担。最终李杨被录取,从西安来到北京,成为一名话剧演员。他的父亲曾经也是青艺的演员,后来才到陕西省话剧院。
  
来到北京,李杨就在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在青艺不放他考大学时,他也几乎天天泡在剧院的阅览室里,或者是上夜校,参加成人自学考试。等他在1985年拿到介绍信报考北京广播学院时,手里已经有了十一门课的自学考试文凭,再差一张就算本科毕业了。
  
进入广播学院之后,他又变得很失望,觉得跟自己想像的大学生活有很大的差距。此时所有的基础课他已经通过了自学考试,许多课没必要再上,他感到不满足,就想到了出国。决定去德国留学的两个原因是:他当时的女友要去德国,在德国上学不需要学费。
  
成为一名待业青年后,李杨拿着联邦德国西柏林自由大学戏剧系的录取通知书,开始办理签证和护照。


02.

 
1987年8月,李杨和女友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离开北京。由于当时国航没有直达西柏林的航线,所以他们只能先飞到东柏林,在机场直接上大巴,通过戒备森严的特殊通道,从东柏林来到西柏林。柏林墙是李杨下飞机后的第一印象。
  
就像接受过文革洗礼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李杨习惯性地想像德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文革结束后,他到广州、上海等地演出,也自以为见识过了繁华景象,但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他感觉到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头一两个星期,他什么都没干,只是到处玩,把能看的都看了。
  
他对德国的第一个感觉是,绿。“我原来只知道绿是一种颜色,但是没有切身感受到绿。到德国之后,发现绿进入到你整个生活中,绿的外延也扩大了,包括绿色环保的概念。从飞机上往下看,底下一片绿,到处是无边无际的森林,绿树中的红屋顶,墙是白色的或黄色的,空气清新干净,这是我原来没有过的美学体验。感觉和自然非常接近,人也特别放松。”
  
对李杨来说,“绿”的另一个概念是自由。当时正值冷战时期,西柏林是联邦德国突入民主德国的一个孤岛,柏林墙将其与东德分隔开来。这里基本没有工业,只有商业和大学,平民特别多,有钱人比较少。

因为被东德包围,这里还有一项特殊的规定:在西柏林上大学的德国学生,以及在西柏林居住的德国人,可以不服兵役。这条规定使得很多反战人士、自由派和左派思想的人聚集到西柏林。

二战之后一些房屋的权属也不清楚,空了很多房子,使得房租非常便宜。在这里,中国人也特别受欢迎,许多德国人会主动找到一个贴出租房告示的中国学生,邀请对方住到他家。德国人对中国文化颇怀敬仰,他们觉得中国人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
  
大学里的自由气氛也是李杨闻所未闻的。这里的学校像公园一样,有湖,有草坪,没有围墙,分散在许多地方,可以旁听任意一堂课。学校里没有年龄限制,到处是推着婴儿车的母亲来上课;也没有时间限制,学生可以在任一时间来报到,也可以在任一时间毕业,直到拿到学历为止。西柏林自由大学是很左派的大学,李杨与这里的大学生一起,参加每年举行的“五一”大游行,将戴着钢盔的警察打得抱头鼠窜。
  
玩了一个星期以后,李杨决定开始打工,因为他和女友来德国时两人身上一共带了七百美元,机票钱是借的,住宿费也是借的。但女友的姐姐阻止了他们,她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有留学经验的她对他们说,你不要一下飞机就去刷盘子,而应该先学语言。并表示可以先借钱给他们,减轻经济上的压力。
  
周一到周五进语言学校,周末打工,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半之后,李杨通过语言考试,已经可以听懂专业课了,他来到西柏林自由大学戏剧系报到。

03.

等到真正进入学习状态,李杨才发现,自己已经不会上学,也不知道该怎么上课了。在国内养成的学习习惯让他在这里无所适从。
  
西柏林大学每年开学的时候,学校要出一本几百页的书,全校所有的课程都印在里面,包括每一天有什么课,在哪里上,授课老师的背景等等。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洪堡也是西方现代大学学术制度的奠基者,德国的大学致力于培养复合型人才,学生需要直接修完双学位,或是一门主科,两门副科。李杨原来以为自己会有一个班,一间固定的教室,一些固定的同学,而这些在这里都不存在。面对几百页的课程表,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学业。
  
“当你可以自由选择的时候,你却不会选了。我就像一个捆绑的人被放在小坛子里,过了几年以后,坛子打碎,我被放出来,别人说你可以走了,我却不会走路,身体还维持着那个坛子的形状。”

李杨甚至开始怀念从前那种有“组织”的生活。他到中国大使馆去,希望得到一些指点,但并没有得到帮助。当时的自费留学生与公费生有身份上的很大差异,对于他们来说,大使馆更像一个冷冰冰的衙门。
  
哪门课比较紧俏,需要提前一学期报名,否则在有四五十个座位的教室里,就只能坐在楼梯上听课;而选某门课还需要先读完另一门课,这些他都不知道。
  
不会选课,他同样不会上课。他已经习惯了国内填鸭式的教育,习惯了背诵老师指定让背的教科书,就像老师习惯了背教案一样,大家的努力基本上都是为应付考试。“我们的上课习惯是听老师讲,我们记笔记,考试的时候把老师讲的复制到答卷上就可以了。老师说你拷贝得好,就给你一个满分,所以我们培养的不是创造型人才,而是重复型人才,背诵型人才,服从型人才。”李杨说。

而在这里,老师在课堂上不会告诉你一加一一定等于二,他告诉你的是方法,而不是结果。对于这些,李杨完全不能适应。头一天上课,老师拿了一张纸,让学生们读上面开列的二十几本书,几星期之后要出个论文。他感觉那二十多本德文书自己根本读不了,论文也不会写。
  
加之这里的大学校园很大,课堂之间往往需要坐公交车或地铁往来,如果安排不好时间和路线,有的课就根本来不及赶到教室。所以第一学期的好几门课,他只上到一半,就不得不放弃。
  
找别人聊,他才慢慢知道,教授给你那二十几本书,不是让你通读,只是对应他说的观点,你在这些书里找相应的东西去读。教授出了一加一这个题目,并不告诉你等于二,你要推论出等于三也可以。
  
克服了第一学期的水土不服,从第二学期开始,他才知道该选哪门课,不该选哪门课,如何安排时间上课,如何抽出时间打工。
  
“听老师的课程,你可以反驳他。绝对没有教授因为你反驳了他的论点而不高兴,他告诉你方法,你能推出结论,就是一百分。”李杨对这里的上课方式很觉新奇。

很少有老师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他们培养的是你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学会看世界的方法,“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比如拿一个茶杯,从一个方向看这个茶杯有一个把,但是从另外一个方向看这个茶杯根本没有把,所以说,这个角度看这个茶杯也是对的,那个角度看也是对的,但是两个结论不同。慢慢地,我悟到我看到的事情是多面性的东西。他们教的东西,让我怀疑自己学到的东西是不是都是对的。
  
留学生活给李杨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我完全被打蒙了,所以不仅仅是不会上课,甚至都不会生活了。”
  
逐渐熟悉了这里的教育方法之后,李杨开始了自己的选择。从前的绳索被打开,他更加体会到所谓自由,就是自由选择的权利。他可以自由选择上这个学校,也可以选择上另一所学校,他可以选择这个工作,也可以选择那个工作。他就开始选一些自己喜欢而不一定是必修的课程。因为西柏林自由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以学术性为主,他就抽时间去西柏林电影学院旁听一些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此时,李杨已经可以接拍一些德国电视剧,跑点儿龙套,他饰演的角色多是死于非命的黑帮分子,或会几手功夫的中国厨子。1989年,他在一部电视剧中演一个泰国毒品贩子,最后被东德警察擒获。因为有中国护照,所以他可以往来于东、西德之间拍戏。就在拍戏期间,他目睹了柏林墙的倒塌,参与了游行示威,也经历了这个国家的变革。

04.

三年后,李杨对自己的留学生活产生动摇。当时他已与女友分手,失恋后的他感觉自己待在这里已经没有意义,离家几年从没有机会回国探亲,而在这里,想学的东西没有学到,报考柏林电影学院没考上,什么都不顺。再想到自己上广播学院的时候还拿着国家的干部补贴,毕业后也会有很好的前景,有工作经验,还会有北京户口,就更加失落。
  
在一次郁闷的喝酒中,他出了一次比较大的事故,酒后摔成脑震荡,几乎是七窍出血。他在德国医院被抢救过来时,发现自己的耳朵、鼻子、嘴里全流出血,几乎是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

这次事故让他看透了很多事情,也深切了解到德国的医疗制度。“住院期间,一日四餐都是免费的,各种各样的营养,房间里有电视,独立的卫生间,护士陪你散步……当时在国内,是需要多高级别的国家干部才可以享受的。”出于这种对生老病死的安全感,他决定继续留在德国。
  
但此时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之后,柏林地区新纳粹主义开始崛起,对外籍人的袭击事件就越来越多。这一年,李杨有机会去慕尼黑拍一部电视剧,出演一个黑手党。他决定转到慕尼黑大学,并且还可以到这里的慕尼黑电影学院旁听。
  
德国的教育制度很自由,学生可以转任何学校,只要对方学校同意,连在原来学校修的学分也可以带过去。李杨来到慕尼黑大学,把他的学分证明拿给他们看,慕尼黑大学接受了。他马上回到柏林,办了退学手续,带着几只箱子来到慕尼黑。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杨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介绍泸沽湖摩梭族的母系社会,感觉可以拍一个纪录片,就回到中国,来到云南,拍摄了一部叫《妇女王国》的纪录片,在德国电视二台播出。

尽管这部电视片的长度只有四十多分钟,而在德国电视二台播出时,更被剪得只剩下二十几分钟,但李杨并不想把这部片子拍成专题片,他要拍的是纪录片。他用自己在德国学到的东西来记录她们的生活,先后去了两次,终于拍摄完成。
  
这部纪录片得到科隆电影学院的赏识,李杨又通过了他们的专业考试,终于在1992年得以进入科隆电影学院。这是一所新成立的电影学院,只招研究生。慕尼黑电影学院和西柏林电影学院只要三十岁以下的学生,而他此时已经三十二岁了。
  
在科隆电影学院,李杨所在的班里只有七个人。有一天他找到导师抗议,因为同班同学太能侃了,课堂上这个讲讲那个讲讲,他什么也没有听到。他对老师说,我不远万里从中国来,是想听您讲课,不想听他们的。老师没说更多的话,只是说你也可以这样,这样就是互动。

李杨一直到第二学期,才适应了这里的课堂气氛,并开始享受这种上课方式。班上有一个同学,李杨老觉得他说的东西不对,但最后打分的时候,对方的分总比他高。他就琢磨为什么,慢慢才知道这所学校同样鼓励的是创新。那个同学叫贝恩德•里希坦伯格,后来是电影《再见列宁》的编剧。
  
在科隆电影学院上学期间,李杨又拍了两部纪录片,一部是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爱尼族的葬礼,通过一个葬礼,反映出这个民族的人对死亡的态度,他们的葬礼几乎是一次欢乐的社交聚会,所以这部片子就叫《欢乐的绝唱》。

而他的毕业作品,则是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名字叫《痕》。这两部片子在德国电视台播出,许多德国人才知道,日本人还有这样的暴行。中国驻华大使馆为此资助了李杨三百马克,为这部纪录片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首映式。
  
这几部纪录片不仅给李杨带来一些荣誉,也是他艺术观念发生变化后的产物。“像摩梭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题材,我们许多电视台拍过无数次,但能让外国人接受的有多少呢?《痕》这部纪录片,全片我没有加一句解说词,没有一句我自己的感受,都是中国的学者怎么说,日本的学者怎么说,中国的士兵怎么说,日本的士兵怎么说,见证人怎么说。因为我已经学会了不能代替观众做结论。让自己去扮演一个大师,告诉观众必然如何如何,这是一种霸权、专制的思维模式。正是这种思维模式,造成我们教育出来的人,没有多少人才,许多是费才、废才。”
  
1994年,李杨从科隆电影学院毕业,拿到硕士学位,此时他已经在德国学习了七年。

05.


事实上在拍摄《妇女王国》之前,李杨还回过一次中国。那次他是作为一个德国访华代表团的翻译。
  

回国前他到商店为家里人买礼物。“那会儿只有一些概念,买香水啊,化妆品啊,就想买最好的。”李杨回忆道,“我进商店问人家什么是最好的,服务员就说这些都是最好的,这些都是名牌。她问我,你是不是想要最贵的。我说也不是最贵的,就是最好的。她问,你给谁用?我说这个给母亲,这个给弟弟。她又问,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喜欢的,就是最好的。我才发现,我原来心目中的‘最好’,与人家所谓的‘最好’,完全是不对位的。”
  

从商场回来,李杨一直在琢磨服务员的那番话。在德国,虽然有很多名牌,但是买名牌的人却很少。不管大家用的是不是名牌,但都很自信,没有人觉得自己穷,自己很丢人。“‘你喜欢的就是最好的’,这句话对我有特别大的启发,等于改变了我过去很愚蠢的一种思维或者是一种价值观念。就这么一件小事,却好像给我上了一堂哲学课。”
  

第一次回国时,李杨特别兴奋。他们的飞机先到香港,然后再转道桂林。他看到中国人,就特别想说中文,见到谁都想上前问“你好”。
  

同行的代表团,只有他这个翻译是中国人。在桂林海关,李杨被工作人员拦住,要求做一项血液检查,而其他德国人都已经被放行。李杨问为什么。对方说,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李杨说,为什么我回到自己的国家,你不保护我?
  

李杨的护照被扣,必须要抽血、验血。他说,我坚决不抽,你要抽,我就不进关。
  

这时德国人已经进去,团长又返身回来问他怎么回事。他把情况说了,说这样的验血是不平等的,这对我的自尊心是一个伤害。
  

同行的德国人都返回来,集体抗议。李杨说,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要走了。德国人也表示,不进关。
  

经过交涉,李杨作为特例没有被抽血。“从那儿之后,我每次回国过海关都是这样,我拒绝跟别人不一样的对待。我不反对你抽血,要抽血,就全部都抽,但不能将中国人与外国人区别对待。好像中国人在外国住了几年就可能染上性病,可是那些土生土长的人就没事儿。”
  

这件事情让他对每次回国都视若畏途。
  

从科隆电影学院毕业后,李杨开始在“德国之声”电台工作。之所以从留学到工作,在德国生活这么长时间,他的解释是,一直在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且也有可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买香水这么一件小事,也让他一下子豁然开悟。等他毕业时,有几个朋友找他商量,建议大家合伙开餐馆,应该能挣很多钱。考虑再三,李杨退出了这次合股。
  

那几个朋友直到现在还在开餐馆。他们是1982年国家送出去的那批优秀高中生,高中毕业以后,从德国从头读起,现在在德国是餐馆老板。“我当时为什么犹豫呢?我一直在想,我来德国留学,仅仅是为了开餐馆,为了钱吗?我到德国是为了学习的,我不能半途而废。半途而废是件挺丢人的事情。我是来学电影、搞电影的,没怎么着就变成了餐馆老板,那还用得着大学毕业吗?我要拿这个硕士,没拿到的话,我对不起自己。”
  

李杨承认,自己能把金钱的诱惑看得比较透,跟那次从死亡线上走过的经历有关。“那个时候躺在病床上,就想活下来的意义是什么。幸亏没死,要不什么事都没做过,就死了。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整,四十四岁就死了。我活下来了,一定要做自己愿意做的。”
  

毕业那年李杨回国,知道了国内已经有人拍低成本电影。他问,有多低?对方说,三四十万。
  

他说,干几年攒点钱,我就可以自己拍个电影了。
  

李杨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四年计划,回德国之后,就干各种各样的事情攒钱,什么赚钱做什么。他做过油漆匠、瓦匠,跑过餐馆,做过司机,在电视台做过摄像。
  

2000年,四年计划完成,李杨决定回国。


06.


回到阔别十四年的中国,李杨同样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
  
就像许多“海归”一样,他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的生活,看到很多东西都觉得烦燥,交通的混乱、环境的脏差,他经常与人发生冲突。斑马线本来是行人过的,他质问为什么汽车要抢;他骑自行车在红灯前轧了一道线,便与警察争执起来,因为他觉得警察不应该训斥他。
  
甚至有一次坐出租车堵在一条马路上。缓慢行驶了很长时间,他看到是一个警察在马路中间教育一个司机,那个司机还在赔着笑脸争辩,后面堵了一大片车。李杨让司机停车,他下去开始训斥那个警察:你是干什么的,你的任务是为了疏导交通,可你现在做的是堵塞交通,你不能把你的摩托车放到旁边,把他挪到旁边跟他说吗?警察居然就把车慢慢推到旁边,结果反倒把拉他的出租司机吓坏了。
  
朋友们说已过不惑之年的李杨是一个“愤青”。他说,你看到不规范的东西就应该愤怒,指出这个不平。“我在德国上学时,教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经常说不知道,我回去查资料以后告诉你。然后他回去花好几个晚上查东西,再非常详细地告诉你。这是一种勇气,一个教授敢于说我不知道,而不是不懂装懂。而我们的教授明明不懂,却压制质疑他的人。”

这些海外生活经验让他感到格格不入,“就像小区里有的人说,这是我家的花园,我家的狗到处拉屎管你什么事。但是在欧洲,业主会很怕别人说,他们都戴个手套把狗屎捡起来,不会侵占别人的花园。

原来我一直受的教育是大河有水小河满,但是到德国之后我发现是小河有水大河才满。如果每个人都自扫门前雪的话,他人就不会有瓦上霜了。所以每个人把自己的事都干好,就可以了。

我们的小学生不好好上学,帮警察叔叔指挥交通;警察叔叔不好好指挥交通,去给老大娘送面,可送面是卖面的人应该干的事……大家都不做好本职工作,而去做别人工作范畴内的事,就变成了英雄。”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李杨才学会重新入乡随俗。刚回国时他甚至都不敢过马路,怕被乱窜的车撞到,如今他也学会乱窜了。“中国在变化,不断地变化,中国的官员、机构、政府、老百姓都在发展,都在变化,包括我自己,所以中国的未来会变好的,但是也不能说现在没有问题。我在适应这些东西。”
  
黄建新执导《谁说我不在乎》时,请他担任该片的副导演。这样一个机会,使他得以了解到国内影视圈内的状况。这相当于一次热身,将他重新拉回了中国的演艺圈。

等《谁说我不在乎》拍完后,他又在国内待了四五个月,回到德国,把箱子一打,家里的东西该卖的卖,该送人的送人,然后打道回国。“我想通了。哪个社会都有它不足的地方,不能拿德国这个社会跟中国比,你这儿也看不上,那儿也看不上。”
  
07.


2002年,李杨已经在北京住了一年,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看书。7月12日,他看到了刘庆邦的小说《神木》。这篇获得“老舍文学奖”的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煤矿的故事,两个骗子将打工者诱骗到矿区,冒充亲属一起打工,然后将对方在井下害死,再向矿主索要赔偿。一个小男孩这次成为他们的目标……
  
李杨马上按照小说版权页上的联系办法,找到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要到了刘庆邦的电话。
  
7月14日,他见到刘庆邦,一番谈话之后,当场草拟了一份电影版权合同。
  
刘庆邦得知他是要用自己的钱拍电影时,表示了极大的支持,以比较低的价格将小说的电影版权卖给他,并给了李杨很大的权利,说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改编剧本。因为李杨不了解矿区,他又帮助他联系人,下小煤窑。
  
到这年年底电影开机拍摄前,李杨先后将这部叫《盲井》的剧本改了六遍。在修改剧本的过程中,他一直下小煤窑体验生活。
  
在《中国煤炭报》记者谈志学的陪伴下,李杨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出发,坐慢车一站一站走,河北、内蒙古,每到一站,就再租车到小煤窑看,然后到了贺兰山。从宁夏回到陕西,这里是李杨的故乡,谈志学返京,他找当地一些熟人作陪。

从陕西,他又转道河南,几乎转了半个中国的小煤矿。“《神木》小说在电影中占了百分之六十,而其余许多细节是我靠下生活挖出来的。”李杨总结道,“包括小孩子到过妓院之后又加了一场到邮局的戏,包括他在路上碰到一个失学的孩子捐钱、借钱这个细节,以及两个骗子去卡拉OK等情节,都是小说里没有的。”
  
有一次在山西考察煤矿,当地的朋友开车带李杨上去,他问旁边还有没有,他们说山边还有,他就独自去了那里,大山深处的一处小煤窑。他正在那里摄像,有两个人骑着小摩托车过来,他还在拍,又过来一辆车,将他围住。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陪他的朋友打过来的,让他赶快回来。这时他才发现,已经有好几辆车围住了他,那些人的面目都非常狠。
  
李杨连滚带爬跑回去,发现他们开的那辆车已经被十几辆车围住,有人拿着棒子,有人拿着双筒猎枪,还有一名警察,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我是来玩的。对方说不行,要将他带走。陪他的那个朋友也是当地一个官员,朋友的手机此时都被打爆了,当地的县长、县委书记都来电话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以为他是来采访的记者。
  
双方僵持不下,便一起回县里再交涉。
  
回县城的路上,李杨看到所有的路口都停了一辆车,用电话报告他们的行踪。来到县城,进了一家饭店,对方把饭店团团包围,李杨听说,当地的领导也在外面听消息。他向他们解释,我真的不是什么媒体,就是和朋友来玩,我刚从国外回来,没有见过。
  
最后,李杨拨通了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工作的一个同学的电话,并对县长说,万一我出了问题,东方时空的就会来。我说两个条件,第一放我走,第二不能为难我当地这个朋友,不能让他丢官,因为我开始不知道这个情况啊。
  
从中午一直到深夜,凌晨三点多,李杨才被放行。后来他才知道,接待他的那个矿的矿长被罚了三万块钱,全县所有煤窑停产两天,因为他们很怕是电视台的来采访,全县高度紧张。
  
离开县城之后,等到后面跟的警车也回去,李杨才松了一口气。

08.


2002年12月31日,《盲井》剧组举行开机仪式,然后大家一起吃了年夜饭。矿上并没有“盲井”这个词,只有一个词叫“盲巷”,就是本来探测有煤,结果挖的时候是一个大石头,过不去了,就是死道。李杨将其改成了“盲井”。
  
拍摄的地点在山西和河北交界的一个小煤矿,也是靠朋友的关系介绍的。这种小煤矿,就是煤炭部的红头文件也不管用。
  
他们每次在井下的拍摄要二十多小时,再加上路上来回的时间,共需三十个小时。拍完一次,大家再集中休息。地下一百多米,完全就是一种地狱的感觉。如果出了什么事,你根本没有地方跑。即使四通八达的矿井,也完全不知道怎么出去。拍摄过程中,有好几个人都被落下来的煤块或石块砸过,包括李杨。
  
幸运的是,矿下的三种意外,塌方、冒水和爆炸,他们只需冒前两种危险。这个煤矿属于低瓦斯矿,否则笨重的摄影器材只要碰出一点儿火星,就可能爆炸。
  
有一次,剧组拍了一天一夜,大家上来睡觉,等再过去拍的时候,他们就不让拍了,说前两天塌方,砸死俩,砸伤四个。
  
做过《谁说我不在乎》的副导演之后,李杨以为自己已经熟悉了国内影视圈内的状况,但当煤矿塌方的时候,剧组也坍塌了。
  
此时李杨发现制片部门的账目有问题,而这个剧组的班底基本是一个人介绍来,也是由他组建起来的,他就向该人提出这些问题。对方便怂恿许多演员和职员离开了剧组,许多账目没有交接,而电影才拍了不到一半。

已经租好的器材被拉走,一些演员撤离,剧组走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剧组不得不转场到河南继续拍摄。这个时候,李杨的朋友高华连夜坐车从北京赶过来,担任制片主任,帮助他重新组织班子。李杨也开始重新改剧本,补救一些镜头。
  
《盲井》原计划拍摄二十几天,结果又要找新的低瓦斯煤矿,又要搭建新的剧组,直到春节前,影片才得以杀青。李杨本来以为这部电影花一百万就差不多了,结果整部片子做下来,花了将近三百万。

“我一开始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想拍个电影可以证明我自己,用的钱也是我自己辛辛苦苦攒的,结果到处是陷阱,司机明明没有加油,也到加油站开张票来报销;明明这个道具不需要钱的,也整一堆发票过来,所以拍《盲井》的这个过程让我很痛苦,这也是我熟悉并适应国内圈子的一个过程。”
  
《盲井》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之后,在北京大学放映了一场。刘庆邦被邀请前来,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小说被改编成什么样子。在改编及拍摄的过程中,他一直没有过问,李杨对他说,我希望你到最后看,刘老师请你相信我。
  
《盲井》的结尾与《神木》截然不同。除此之外,刘庆邦对电影颇为推许。


09.

《盲井》拍摄完成三年后,李杨又可以拍片了。这时他已经更加入乡随俗。
  
“也许是经过十几年外国生活的教化,也许是我本人的性格使然,我觉得自已更文明了。以前我可能张嘴就骂,后来我就尽量不说脏话。但是在中国拍电影的时候,你必须拿出一个手段来保护自己,也许是非文明的手段,但你必须要做成这样子才可以。”
  
早上起来,司机开车把器材拉走,李杨就只有开骂,还动用一些朋友的关系,找到一些能管住他们的人,让他们知道这么干会有很不好的后果。而在拍摄的时候,李杨也不轻易告诉下面是什么计划,并对一些需要报销的单子六亲不认。
  
这些“非文明”的手段,保证了他第二部影片的拍摄效率。
  
李杨的第二部电影直到拍摄完成才把名字定下来,《盲山》。影片的剧本是他的原创,涉及到的是农村拐卖妇女的现实。“十年前我就看过这些报道,觉得怎么可能?人还可以买卖,有的还是女大学生……我走的时候是1987年,那时候还没有这种事。所以就觉得这个事匪夷所思,等到了2006年,过完春节我就到成都调查这个事,去了一些农村,也靠一些朋友介绍,采访了很多人。我就想闹清楚,为什么一个大活人怎么就跑不了呢?”
  
随着调查的深入,李杨采访了被拐卖的妇女、人贩子、打拐的警察,也采访了买人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影片中,男人在父母的帮助下强奸了买来的老婆,当女主角逃跑时,遭到全村人的围追堵截,甚至当她的父亲和警察来解救时,也遇到村里人的对抗。
  
《盲山》的外景在秦岭地区的周至县,是黑河国家森林公园里面的一个村庄,叫殷家坪。据说在王莽之乱的时候,一个皇帝逃亡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一个姑娘给了他一碗饭,他说我以后就来接你当娘娘。这个姑娘就一直等,等到白发也没有等到。所以村里有一座庙,就叫姑娘庙。
  
影片从2006年11月16日开机,拍了四十多天。李杨这次的运气很好,赶上一个暖秋,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秋天和冬天的景色都被拍下来。《盲井》与《盲山》,都是观众不用看影片,就可以想像到的黑色沉重题材。如何让这样的电影给观众带来一些意外呢?
  
“我的重点不是讲一个事件,不是新闻报道,我讲的是人与人背后的故事。任何故事的结果,观众都知道,甚至他们也知道过程,但是细节不知道,这个就是电影的魅力。”
  
基于这种观念,《盲井》在李杨的导筒下,具备了一种警匪片的质感。而《盲山》中的逃亡,同样有着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紧张气氛。无论如何,这两部作品,都是不错的剧情片。
  
李杨却对他擅长讲故事的能力不以为然。“这是我必须具备的。作为一个导演,连讲故事的能力都没有的话,你就不是导演。做导演这个职业,分内的事就是把一个故事清清楚楚完完整整讲出来。”
  
被李杨讲述出来的这个故事,其实写的是一个人的尊严。一个女大学生被拐卖到一个山村,卖给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做媳妇,她不屈服,她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捍卫自己的尊严,这是中国人应该有的东西,或者是人类应该有的东西。“生活和活着是两个概念,你要生活的话,就要做一个正常的人。”
  
在“非文明”的招数下,《盲山》的摄制情况果然比《盲井》顺利了许多,除了资金方面的波折。本来这部影片由一家影视公司投资,但这家公司最后因故放弃投资。李杨当然不会半途而废,最终还是动用了自己的钱,并说服母亲和弟弟,把他们的钱也拿了过来。


本文选自《读库》0703,新星出版社,2007年7月。本期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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