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军 | 文本经典、考古图像与田野报告的互证——张小贵《中古祆教东传及其华化研究》及其他著作读后
来源：《西域研究》2024年第2期
文本经典、考古图像与田野报告的互证[1]
孙武军
内容提要
《中古祆教东传及其华化研究》是张小贵在祆教研究领域辛勤耕耘的又一力作。此著及作者之前两部著作在整体构架上具有较为明显的一致性，呈现出各个主题齐步推进的格局。按照祆教教主及其他、祆庙、祆神崇拜、圣火崇拜、丧葬礼俗、其他习俗六个主题对三部著作进行考察，能够更为全面领略作者祆教研究的学术演变进程和内在逻辑理路。作者的文本经典等资料的精妙统合、源流贯通的专题研究、“作”“述”结合的学术风格等研究特色，为中国学者祆教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张小贵《中古祆教东传及其华化研究》[2]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22年出版，该著是作者在祆教研究领域辛勤耕耘的又一力作。2002年，张小贵完成了琐罗亚斯德教研究国际权威博伊斯《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村落》的翻译工作，[3]标志着其真正迈入了祆教研究领域。20年间，除了新近著作外，作者还出版了两部著作，分别为2010年的《中古华化祆教考述》[4]和2013年的《祆教史考论与述评》。[5]自1995年以来的近30年间，国内出版书名中出现“祆教”（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的专著8部、译著2部，[6]其中出自张小贵的为4部。目前张小贵有关祆教著作的主题可简单概括为礼俗、华化、中古中国三个关键词，而其译著的主题是现代伊朗琐罗亚斯德教的日常宗教仪式。简而言之，礼俗是贯穿张小贵祆教研究的一条主线。需要说明的是，“礼俗”一词并未出现在张小贵的著作标题中，该词的意旨是统摄在书名“华化”一词中的。所谓中古中国祆教华化（礼俗）的研究是作者在秉承博伊斯、蔡鸿生、林悟殊等著名学者学术理路与研究传统基础上的精耕细作与开拓创新。蔡鸿生不但提出琐罗亚斯德教的“三形态”说——“伊朗琐罗亚斯德教为原教形态，中亚祆教为胡化形态，中国则可用华化形态来概括”，而且明确指出“唐宋祆教华化何所指呢？华化指的是民俗化、偶像化、功利化”[7]。张小贵的博士学位论文《唐宋祆教的华化形态》[8]正是其践行学术理路的一系列研究的早期成果。本文以《中古祆教东传及其华化研究》为中心，兼及张小贵的其他论著（译著），全面考察其祆教研究的学术演变进程和内在逻辑理路，力图为中国学者祆教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 祆教研究整体概览
第一，全面开花与重点突破并重。所谓“全面开花”，一是从宗教学意义上看，几乎所有祆教研究能涉及到的方面张小贵都有讨论。不管是从抽象的宗教组成因素，包括宗教的观念或思想、宗教的感情或体验、宗教的行为或活动、宗教的组织和制度[10]等来看，还是从易于理解的宗教组成因素，包括教主、教徒、教典[11]、教仪、教所、教规、神祇等来看。二是从横向地域和纵向历时来看，除了印度外，古代以来的祆教传播之地伊朗、贵霜、粟特、中国的祆教，作者均有详略程度不同的探讨。所谓“重点突破”，指的是研究侧重点的适当转移。具体表现之一是中国祆教研究上，从以唐宋为重心，向前溯至北朝隋代，向后延至近代。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信仰（或涉及）主体与崇奉程度的区别。粗略而言，唐（具体当指唐代后期）宋时期涉及的主体主要是汉人或融入华夏的胡人，崇奉程度较低，亦即“祆神已进入了中国的万神殿，成为民间诸神之一”（第v页），准确的说至多只能称为“祆教因素”而不能径称“祆教”。与此不同，北朝隋及唐代前期信仰祆教的主体是入华粟特人，崇奉程度高，即使属于“有‘祆’无‘教’”[12]，应该也比前者更纯粹。具体表现之二是整体祆教研究上，从以中国为重心，向以伊朗、粟特、贵霜为重心转移，如2010、2022年著作中两个重心（前者与后者）的比例分别为9∶3与7∶6，这既是学术研究进程的客观趋势，也是追本溯源、更深入研究中国祆教的必然之举。
第二，中国祆教研究的还原与溯源。这是张小贵祆教研究的方法论特征。还原法与溯源法在逻辑上存在先后次序，在操作上相互汇融，而落实到最终文章上往往是先溯源再还原。张小贵在大多数主题的个案研究中，常常是首先追溯其在古代伊朗、粟特的具体例证，然后回到中国祆教实例的具体讨论。例如第4章第4节《祆教“犬视”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第225～252页），小节标题依次为“犬视”及其成因、“犬视”的仪式、粟特及中土的“犬视”，读者通过此文能获得对“犬视”较为全面的认识。还原与溯源两步工作中，显而易见，第一步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量更大，除了应具有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俄语、中古波斯语等语种的一些语言基础外，将这么多门语言的研究成果或文本，查阅搜集、阅读翻译、消化吸收、斟酌辨析等对学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关于这一点，张小贵不但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读者通过阅读作者论著所征引参考文献便可深有体会。翔实的文献资料、客观的叙述梳理，加上细致的考镜源流与谨严的分析论证，使得张小贵的结论大多可以看作是各主题研究的定论。
二 各主题研究的收获与创见
三 研究特色与取法路径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粟特祆教神祇图像的源流与东传研究”（项目编号：22BSS037）阶段性成果。
[2] 张小贵：《中古祆教东传及其华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3] 〔英〕玛丽·博伊斯著；张小贵，殷小平译：《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村落》，中华书局，2005年。该著“译后记”（第342～343页）中，作者指出“本书的翻译始于2000年8月，翻译工作持续了两年”，“相信本书的翻译是译者研习该教历史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4] 张小贵：《中古华化祆教考述》，文物出版社，2010年。
[5] 张小贵：《祆教史考论与述评》，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
[6] 除过张小贵的专著还有5部：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施安昌：《火坛与祭司鸟神：中国古代祆教美术考古手记》，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沈睿文：《中古中国祆教信仰与丧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荣新江、葛承雍等学者的一些著作虽未在书名中标明“祆教”，但涉及祆教的内容和篇幅其实较多，例如，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修订版2014年）；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葛承雍：《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全5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除过张小贵的译著还有1部：〔伊朗〕贾利尔·杜斯特哈赫选编；元文琪译：《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圣书》，商务印书馆，2005年。
[7] 张小贵：《谈祆说化一家言——蔡鸿生教授祆教研究的思路》，陈春声主编：《学理与方法——蔡鸿生教授中山大学执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博士苑出版社，2007年，第246～258页；收入氏著：《祆教史考论与述评》，第163页。蔡鸿生有关外来文明“华化”的思路，受到其前辈学者尤其是陈寅恪和陈垣的启示，参见该著第165页。
[8] 张小贵：《唐宋祆教的华化形态》，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6月答辩。该学位论文的修订版即《中古华化祆教考述》。
[9] 该文最初以《“派提达那”非“屏息”辨》为题发表于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第5辑，中华书局，2005年，第49～62页。
[10]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6页。
[11] 正如张小贵一再强调的，虽然学界已发现了佛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经典的粟特文写本，但目前还未发现祆教经典的粟特文文本。
[12] 张小贵：《中古华化祆教考述》，第7～10页。值得注意的是，《中古祆教东传及其华化研究》中未有“有‘祆’无‘教’”的表述，这可能说明作者的观点发生了变化。
[13] 关于其具体指称，荣新江指出，“具有康、安、史、石、曹、何、米、穆、毕等胡姓，可能还应当包括罗、翟、贺、鱼（虞）等姓”。参见荣新江：《中古时期来华胡人墓志研究的新进展》，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1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4页。王丁近年亦指出，“根据目前就传统记载和现代新出文书、碑铭研究的认识，主要的胡姓包括：安、康、曹、石、史、米、何、（吐火）罗、白、毕、翟、支、竺/竹、鄯、裴、龙、穆/目/睦、鱼/虞、和、滑、骨（骨咄）、末、揖怛/厌怛、寻、花、粟等，涉及的语言范围为印欧语的伊朗语支（狭义的“胡”语）和古代印度语及其方言部族。”参见王丁：《“以国为姓”：火寻国、粟特国的国姓》，黄维忠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2022年第1辑（总第17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22年，第73页。
[14] 同属此主题但未收入张小贵三部著作中的单篇文章还有，张小贵：《唐代九姓胡奉火祆教“诣波斯受法”考》，林中泽主编：《华夏文明与西方世界》，博士苑出版社，2003年，第63～74页。
[15] 张小贵：《从伐由到乌悉帕卡：中古祆教风神的印度风》，《敦煌研究》2021年第3期，第32～39页。
[16] 张小贵：《中古华化祆教考述》，第63页。
[17] 张小贵：《中古华化祆教考述》，第69页。
[18] 张小贵：《祆教史考论与述评》，第35页。
[19] 张小贵：《波斯多善犬：古伊朗犬的神圣功能》，《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秋季号（总第21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3～59页。
[20] 张小贵：《中古华化祆教考述》，第6页。
[21] 张小贵：《萨珊波斯律法中的罪与罚》，刘中兴主编：《中外论坛》2023年第1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81～99页。
[22] 黄晓峰，盛韵访谈：《荣新江谈粟特人研究的通识问题》，《东方早报》2012年6月10日，第T02版，“上海书评”；此据《粟特首领墓葬研究中的通识问题》，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414页。
[23] 葛承雍：《圣火艺术与拜火文化——北周祆教墓葬中以史君墓为核心》，沈睿文主编：《考古学研究（11）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专号》，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58页。
[24] 张小贵：《书评：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7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73～380页。
[25] 张小贵，曾翊健：《〈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宗教卷）〉读后》，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5辑，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35～240页。
[26] 张小贵：《书评：沈睿文〈中古中国祆教信仰与丧葬〉》，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8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97～207页。
[27] 张小贵整理：《祆教研究中文书目》，2006年9月22日。
[28] 林悟殊：《20世纪中国琐罗亚斯德教研究述评》，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2辑，中华书局，2000年，第243～265页。林悟殊：《内陆欧亚祆教研究述评》，余太山主编：《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9～418页；以《近百年国人有关西域祆教之研究》为题，收入氏著：《中古三夷教辨证》，中华书局，2005年，第229～255页。
[29] Rong Xinjiang，“Research on Zoroastrianism in China (1923-2000),” transl.by Bruce Doar，China Archaeology and Art Digest，Vol.4，No.1：Zoroastrianism in China，December 2000，pp.7-13.该文中文版《中国的祆教研究（1923—2000）》见于有些网站。
[30] 卓新平，杨富学主编：《中国西北宗教文献：祆教与民间信仰卷》，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
[31] 例如，英、西、捷诸语译为伯纳德，德、俄、意、塞、荷、罗诸语译为贝尔纳德，法语译为贝尔纳，波、瑞典诸语译为贝纳德。参见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修订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年，第284页。
[32] 荣新江十余年前曾指出，“虽然来华粟特人的材料大多出自中国，中国学者有天然的优势，可是如果我们不注重东西方的学术交流，不注重学科背景知识的积累，依然难以取得研究的进步，甚至误入歧途。”参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413页。葛承雍近年亦指出，“但是毋庸讳言，研究祆教面临着几大困难，首先是系统的祆教史料在中国缺乏，其次是中国学者缺少语言学背景的训练，再次是各个学科对祆教基本性质认识不同，最后是对帕西人研究未能纳入祆教研究之中。”参见葛承雍《圣火艺术与拜火文化——北周祆教墓葬中以史君墓为核心》，第259页。
[33] 张小贵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英文、日文论文，具体参见学校官网个人介绍，网址：https://lsx.jnu.edu.cn/47/22/c1970a18210/page.psp。
（作者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
编校：宋 俐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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