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联盟：传统中国的制度化跨区域、跨族群网络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和政治哲学教授
我们现在已经为研究中华帝国和向民族国家转型时期如何建立政治联盟打下了基础——在这两个时期建立的政治联盟对后帝国时期的国家建构具有重要的影响。农民群众并未积极参与帝国的权力斗争，直到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起义。他们在当地拥有土地的绅士们的控制之下，这些绅士也是科举考试很大一部分考生——考中者或落榜者都有，从而形成了当地的官僚精英。文人们为获得处于政治金字塔顶端者的青睐并对之产生影响而相互竞争。由于成功地达到最高的阶梯依赖于科举考试的成功，以及之后由皇帝及其顾问官的任命，控制科举考试系统本身就成为取胜的主要政治目标之一。
为了维持或培养彼此的官僚事业，雄心勃勃的科举考试及第者们相互之间建立起了各种恩庇侍从关系。被庇护者们在政治上支持他们的庇护者，而后者则为前者提供保护和事业上的提携。根据贺凯（Hucker 1966）的分析，我们可以区分出这种不同类型的恩庇关系。首先，“同一年通过殿试的官员们（比如1526年）认为他们自己相互间是终身的同志并相互拥有政治忠诚，还在他们一生的职业生涯中都认自己是曾经作为他们主考官的高级官员们在政治上的顺服弟子”。在那些通过较低级别科举考试的人之间也建立了类似的同盟。清朝试图削弱这样的效忠，比如通过禁止举办感激考场教师的仪式，但不太成功。
其次，政府机构和军队内的上级和下级之间建立了类似的庇护关系。即使官员随后被派往不同的机构或地区，他们仍然会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维护这种关系。因此，贺凯写道：“某个有权的部长的追随者们会密谋反对另一个有权的部长的追随者，或某个地区的官员们会密谋反对另一个地区的官员们，或某个机构的官员们反对其他机构的官员们。”
最后，也是对于帝国范围内的政治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有影响力的学者/官僚们发展出各种对新儒家正统观念“道学”的解释，这些解释意味着绅士一学者一管理者的不同理想以及不同的合法权力概念。然而，通常情况下，这些不同局限于文本解释、诗歌风格等更细微的问题方面。但是，它们却非常重要，因为考官们青睐哪种解释学派，会对考生的考试结果有影响。
在不同时期，特别是在明朝，这些学派是围绕着培养潜在的科举考生的私人书院而形成的。明末著名的东林书院提出了一个纯洁的、清教徒式的正义学者/官僚的理想，这样的人应该支持不受权宜观点及其上级的观点所左右的道德。一开始在科举考试系统中取得很大进展并在权力中心得益之后，东林党的支持者们不久又从行政机构中被残忍地清除了。随后，复社又采用了一些东林学院的原则，成功产生几位大学士（最高职位的行政官员）、翰林院成员（负责监督儒家正统观念和科举考试的知识部分的机构）、各省的总督等，从而赢得了极大的影响。根据埃尔曼的说法，它构成了“有史以来在一个朝代中最大的有组织的政治利益集团，并且科举考试的成功是其历史悠久的通往权力之路”。
推翻明朝之后，清朝统治者试图通过禁止文人聚集起来讨论哲学和政治问题或建构地方书院，从而阻止形成这样大规模的派系。然而，尽管有严密的控制和监督，但在19世纪期间，各种知识分子改革运动再度兴起。比如，宣南诗社和春禊派“追寻类似东林学院过去的组织路径，在中央政府官僚机构中将文人团体升级为反对派的压力集团。在19世纪30年代，春禊圈子将文人们团结在一个道德激进的政治舞台上，寻求从国内外危机中拯救大清朝廷”。
波拉切克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春禊运动。他的研究使我们能够观察到一个大规模的政治联盟是如何从一个文学组织发展成网络化的官僚/诗人政治派系。该文学圈在北京形成，在春季朗读和讨论诗词。它由一群未能成功考中进士和虽成功考中但有可能失去庇护者或倡导了现已不再流行的写作形式的人共同组成（其中两人是翰林）。其中只有一名核心成员是位雄心勃勃的官员，他曾在国内各地担任重要的职务，并积累了各色受他恩庇的人士。换句话说，春禊运动的所有早期成员在当时首都的权力结构中都是相对边缘化的。然而，与中华帝国的大多数派系不同，这个团体不是围绕着主考官及那些成功地通过由他主考的科举考试的应试者们组成的，而是代表了一群有各种不满情绪的个人。
后来，这群知识分子/诗人/政治家与一位竞争大学士职位的人物结盟。他是一位杰出的科举考试考官，并且断断续续地控制了较低级别考试的主考位置。正如波拉切克所描述的，春禊诵诗会就在此公负责科举考试和殿试期间举行。通过这种方式，有前途的诗社成员引起了主考官们的注意，这将有助于他们通过考试。如上所述，这种对科举考试系统的利用甚至是控制，对于帝国的派系政治来说是典型的。
更重要的是，春禊社团还有一个典型特征是，它把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地区和语言背景的个体联合起来，就如波拉切克的传记式描述所阐述的那样。他们除了渴望获得权力，还通过对经典的共同解释和对某种诗歌风格的热爱团结了起来。换句话说，单一的书写文字让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们形成了政治上的共同观念，组成了联盟，从而产生并制度化跨区域和跨族群的网络。
做一个反事实证明。想象一下，如果中华帝国中的各个语言群体都开发出自己的语音书写系统，甚至可能使用不同的书写文字（例如，拉丁文用于普通话语言，阿拉伯文用于南方语言，就像俄罗斯的案例那样）。跨越这些语言分界来形成政治联盟关系无疑会十分困难，我们就很难见到诸如在春禊社保护之下聚集起来的跨区域和多语种的联盟网络。相反，在说和写同一种语言而相互理解的人之间，能够毫不费力地形成各种派系。
用共享的书写文字写作本身就在形成跨越语言分界的联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春禊社主要局限于首都，而其他更成功的此类运动使用信件和小册子作为招募新成员进入联盟网络的主要手段。早期东林书院动员追随者的方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威克曼写道：“东林派向政治的主要延伸是（该书院创始人）通过向整个帝国内的朋友寄送的一连串信件，以及一系列广泛传播的小册子。事实上，他的干预--因为他仍然是一个平民并且没有官僚权利使得1607年和1620年的两个主要的任命案例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这事是通过抄写和分发这些小册子来引起文人阶层注意的。
单一书写文字后来在清朝以及1911年向民族国家过渡时期各种联盟的形成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帝国禁止组建协会，但许多协会在清朝军队遭受一系列耻辱的失败之后涌现了，帝国军队首先在义和团运动中反对西方列强，这场运动之后，中国失去了对香港和上海等沿海贸易城市的控制权，更重要的是，在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割让了台湾，并失去了对番邦朝鲜的控制。
文人之间出现了新的学术协会。他们分享了早期协会的改革目标，但在他们的计划中增加了一些现代主义观点。他们试图将儒家传统与基督教慈善和对群众的关心、武士精神所标榜的日本战争倾向以及西方的宪政主义相结合。有时这些协会甚至提倡建立一个能够完善皇帝与人民之间联盟的国会，这是皇帝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所采纳的一项提案。
这些协会中的第一个是强学会——相当于一个世纪前在瑞士成立的赫尔维蒂社团。后来，类似的协会遍布整个帝国，越来越多地不再只聚焦于北京。许多协会将会员资格限制在一个省甚至一个地区，反映出人民主权的思想。建立这些协会的文人们使用共同的汉字书写文本并以书面形式相互交流。他们相互传抄传遍整个帝国的教义、学术说明文和小册子中发现的各种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协会都没有提出语言问题或质疑帝国的统一——恰恰相反，其共同目标是在现有的政治景观和领土扩张中改革帝国，以更好地抵御日本和西方的侵略。
政治上活跃的第二组网络由一群不同的人所组成，这些网络中的人可能有所重合，他们与有改革思想的文人们有着同一社会背景。他们在中国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这些教会学校在反西方的义和团运动被大多数西方列强的联盟残酷地镇压之后蓬勃发展），或在香港成立的英国学校和日本的大学里接受现代教育，在1905年的一项重大决定中，帝国废除了延续数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之后，朝廷派遣有前途的学生到这些学校学习。对中国的现代主义精英们而言，日本自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是一个榜样。20世纪初，在日本的中国学生人数多达上千。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精英家庭，其中许多人之前已通过中国的科举考试。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地区构成与中国的科举考中考取功名的人口一样平衡。更确切地说，他们大部分来自中国中部（湖南和湖北）、广东地区、上海和长江下游地区，以及四川。
从他们的日本教师以及逃亡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那里，他们学习了自由宪政主义和现代民族主义的词汇，这些词汇是通过日语翻译习得的。他们相信，为了抵御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清朝必须被推翻，并由共和政府来取代（以下会有更多关于早期共和民族主义的介绍）。他们的想法开始在中国文人中间被广泛传播和理解这要归功于共同的汉字书写。在帝国晚期涌现出来的许多改革协会都与这些早期的共和民族主义协会中的一个或另一个结盟。
在本章的语境下，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些协会如何逐渐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多语种的联盟网络。例如，广东的辅仁会社（主要由讲粤语者组成）后来合并到孙中山（讲粤语者）创立的兴中会之中，孙中山后来成为卓越的民族主义领袖。兴中会后来又与以浙江为据点的光复会以及其他语言区域的革命组织合并为同盟会。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受日本的保护并包括各种跨区域的联盟。费正清写道：“1905年的联盟是日本人安排的各省团体的联姻，来自中部地区的成员和领导人最多……广东代表占第二位。”同盟会成立仅几年后，就在广东、四川、武汉、上海、杭州、苏州、安庆、福州和天津等设立了分支机构，共有50万会员。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党——国民党，就是为了参加1912 年清朝被推翻后的第一次选举由同盟会脱胎而来，并赢得了压倒性的民众支持。
印刷业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开始蓬勃发展，极大地协调了全国志同道合的地方团体以及在日本流亡的群体之间的思想和战略，最终帮助他们相处于共同的组织架构之下。技术创新使得可以快速印刷用中文字符写就的文本，并且发行在全国范围内阅读的报纸。它们经常在上海这样的有租界的沿海城市中印刷，以规避帝国当局的审查。各种印刷品也是动员活动分子圈子之外的民众支持的主要工具。这些印刷品包括较少用文字表述的通俗漫画，大多数这样的印刷品都批评清政府和传统的“封建”社会。毋庸置疑，单一书写文字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内容的制作和传播，从而在多语种的人口中动员更广泛的政治支持。
本文编选自《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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