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血的溃疡：巴以冲突，冤冤相报何时了？
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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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31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重要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家中惨遭暗杀。哈马斯组织随后发表声明，明确指出此次暗杀是由以色列发起的空袭所引起。
这起事件迅速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并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人权团体纷纷对这一暴力行为表示反对。
伊斯梅尔·哈尼亚的遇害不仅对哈马斯及其支持者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也对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伊斯梅尔·哈尼亚（左一）
“抵抗之弧”有何关键作用？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对抗是中东地区历史悠久且错综复杂的主要冲突之一。这场斗争涵盖了广泛的领域，包括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
在军事层面上，以色列以其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而著称，配备了尖端武器系统，并拥有训练有素的军事人员。以色列的空军和情报机构在全球享有极高的声誉，这为以色列提供了显著的军事优势。
此外，以色列被广泛认为拥有核武器，这一战略资产为其带来了强大的威慑力，增强了其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伊朗在地区影响力和代理冲突中也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伊朗通过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叙利亚的政府军以及也门的胡塞武装等地区力量，构建了一个被称为“抵抗之弧”的广泛网络。这些代理人为伊朗提供了扩大其地区影响力的平台，同时也构成了其对抗以色列及其盟友的前线。
伊朗的分散力量布局为其在多条战线上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提供了战略优势，同时也无疑增加了以色列在防御上的复杂性。
经济方面，伊朗面临国际制裁的压力，导致其经济状况较为薄弱。相比之下，以色列拥有一个更为成熟和先进的经济体系，尤其在科技产业方面表现突出。以色列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其军事和情报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
“抵抗之弧”的地理分布和政治动员能力构成了其主要优势。伊朗与区域内盟友的合作，构筑了一条从伊朗延伸至地中海的弧形地带，沿线的组织和国家在抵抗西方及以色列影响力方面拥有共同的目标。
这种跨国联盟不仅为伊朗提供了战略纵深，也增强了其在地区冲突中的持续作战能力。伊朗的地缘政治位置，特别是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为其在与以色列的斗争中增添了重要的战略筹码。
以色列则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外交策略来维护国家安全。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动员方面，伊朗利用宗教和政治宣传激发了国内和地区的反以色列情绪，这有助于其在区域内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
综合来看，以色列在军事技术和经济实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伊朗则在地区影响力和代理战争方面发挥着其独特的优势。两国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军事上的对抗，也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的较量。
北京和解：一次历史性对话
就在一周前，14个巴勒斯担派别的领导人到北京，签署了《北京宣言》。
法塔赫与哈马斯构成了巴勒斯坦两大主要政治力量，它们不同的历史轨迹和当前的分裂状态对中东政治版图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法塔赫，作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继承者，长期以来被看作是巴勒斯坦政治的主导力量，倡导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国家的建立。相对地，哈马斯则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追求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并更倾向于通过武装斗争实现其政治目标。这些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的分歧不仅造成了两派之间的严重分裂，还曾引发过暴力冲突。
尽管经历了长期的分裂和冲突，法塔赫和哈马斯在追求国家统一和发展、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共同目标下，开始探索和解的可能性。《北京宣言》的签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达成的，它不仅体现了巴勒斯坦人民对团结和统一的渴望，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促进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及推动巴以和平进程的重视和支持。
《北京宣言》的签署是中国积极外交介入的结果。在中国的邀请和主持下，巴勒斯坦各派别的高级代表聚集在北京，进行了深入的对话和交流。经过一系列细致的磋商，各方就结束内部分裂、加强民族团结达成了共识，并签署了这一历史性文件。
该宣言是在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完成了在北京的和解对话后共同签署的，它集中体现了各方对于终止内部分裂、强化民族团结的坚定意志和承诺。宣言中对中国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权利、促进团结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表示了高度评价，并强调了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召开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决策权的国际会议的重要性。
此外，宣言还表达了对实现包括所有派别在内的民族大团结的支持，以及对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这一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框架内开展合作的共识。这反映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于团结一致、共同面对挑战的共同愿望，同时也展示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在促进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这份宣言，巴勒斯坦各派别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他们愿意为了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未来而团结起来。
对以色列来说，《北京宣言》的签署被视为一种挑战。有人认为此番以色列暗杀哈马斯头号人物，是对《北京宣言》的一种反击。
因为以色列长期以来对巴勒斯坦的政治分裂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以色列的策略包括支持某些派别以削弱其他派别，例如在经济上支持法塔赫，允许其从约旦河西岸的劳动力输出和关税中获益。
以色列对法塔赫的经济支持，包括开放港口和税收优惠，为法塔赫带来了可观的年度收入，同时，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法塔赫还获得了额外的资金援助。这使得法塔赫在没有大规模冲突的情况下能够维持经济的相对稳定。
与此相反，以色列对哈马斯采取了强硬措施，包括建立隔离墙和实施严格的控制措施，这使得加沙地带的居民生活在严密的封锁之下，一旦有反抗行为，就会遭受严重的生活资源切断作为惩罚。
这种分化策略一度让以色列在对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控制上占据了优势。但随着中国在促进哈马斯与法塔赫和解方面的努力，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得到了缓和，这标志着以色列分化策略的失效。一个团结的巴勒斯坦更有可能形成统一战线，共同面对以色列的侵占行为。
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的和解不仅为巴勒斯坦的独立建国奠定了基础，也为“巴以分治”的两国方案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希望。
哈马斯的前世今生
哈马斯（Hamas），全称为伊斯兰抵抗运动（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于1987年成立。它是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由谢赫·艾哈迈德·亚辛等领导人创立。穆斯林兄弟会起源于1928年的埃及，是一个伊斯兰运动组织，主张建立一个遵循伊斯兰教法的政治体系。20世纪中期，穆斯林兄弟会开始在巴勒斯坦地区扩展其影响力，为当地穆斯林群体提供社会服务、宗教教育，并参与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犹太移民的抗争。
1987年12月，面对以色列的占领，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掀起了第一次大起义（Intifada），使用石块、汽油弹等简陋武器与以色列军队进行抗争。这场起义持续了将近六年，导致数千人死伤。在这一背景下，哈马斯正式成立，并迅速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和尊敬。哈马斯不仅在军事上与以色列进行对抗，也在政治领域与法塔赫展开竞争。
法塔赫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核心组成部分，由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和外交手段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自决权。与法塔赫的和平策略不同，哈马斯坚持通过武装斗争来消灭以色列，并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认为法塔赫的做法是软弱和妥协的表现。
哈马斯的宗旨在于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巴勒斯坦国家，其领土主张包括当前的以色列、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该组织视这些地区为伊斯兰的圣地，坚持认为这些土地不可出让或共享。哈马斯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地位及其合法性，同样拒绝承认与以色列达成的任何协议或安排。1988年，哈马斯通过《哈马斯章程》明确了其政治立场，其中包含着对以色列的坚定立场：“以色列将持续存在直至伊斯兰将其消灭。”
为实现其目标，哈马斯采取了武装斗争和政治参与两种主要手段。武装斗争是哈马斯策略的核心，包括针对以色列平民和军事目标的自杀式袭击、火箭弹袭击、绑架和暗杀等行动。哈马斯将其行动视为合法的抵抗行为和圣战，认为这是为了捍卫伊斯兰教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及尊严。然而，这些行为也导致了许多无辜人员的伤亡，并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由于这些行动，哈马斯被以色列、美国、欧盟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组织列为恐怖组织，遭受了严厉的打击和国际孤立。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哈马斯仍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政治参与来推动其目标，包括在加沙地带和其他巴勒斯坦地区参与选举和政治活动。
政治参与成为哈马斯扩展其在巴勒斯坦内部影响力的一种策略。通过参与选举和组建政府，哈马斯力图在政治舞台上赢得更多的支持。2006年1月，哈马斯首次参与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选举，并以显著优势赢得了74个席位中的132个，这一出人意料的胜利震惊了国际观察家，并在巴勒斯坦政治场景中引发了重大变革。随后，哈马斯组建了新政府，由伊斯梅尔·哈尼亚担任总理。
尽管取得了选举胜利，哈马斯政府并未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国际社会对其拒绝放弃暴力手段、不承认以色列以及不接受之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达成协议的立场持保留态度。因此，哈马斯政府面临了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剧了巴勒斯坦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哈马斯的政治参与并未促成与法塔赫等其他巴勒斯坦派别的和解与合作。双方在权力分配、安全控制和外交政策等关键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07年6月，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发起了一场武装政变，战胜了法塔赫的安全部队，夺取了加沙地带的控制权。这一事件导致了巴勒斯坦的地缘政治分裂，法塔赫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了由阿巴斯总统领导的政府，而哈马斯则在加沙地带建立了由哈尼亚总理领导的政府。
这两个政府之间长期处于对立和互不信任的状态。虽然在国际社会的多次斡旋下，两派尝试通过对话达成和解并组建联合政府，但这些努力最终都未能取得成功。巴勒斯坦的这种分裂状态对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构成了严重挑战。
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治理面临着重重困难。一方面，它必须持续与以色列进行军事对抗，以维护其领土完整和民族权益。
另一方面，哈马斯还需应对加沙地带内部的多重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
加沙地带是一个资源有限、环境艰苦、人口密集的地区，近200万居民挤在一个仅3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由于受到以色列和埃及的封锁，加沙地带的人员和物资流动受到严重限制。经济状况堪忧，失业率高企，贫困率极高，人均收入极低。社会服务方面，居民面临着水、电、医疗、教育和娱乐等基本服务的严重短缺。哈马斯尽管努力提供援助并改善状况，但这些努力与人民的需求和期望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
巴以冲突：根本是一个“现代性问题”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是近现代历史上最持久、最复杂的冲突之一。这场冲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在这段时间里，巴以冲突经历了无数次的起起落落，然而它所涉及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现代冲突根源却仍然根深蒂固。
19世纪末，随着欧洲列强的殖民统治，巴勒斯坦地区的人民对殖民主义的抵抗日益增强。在英国统治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欧洲犹太人开始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这引发了当地阿拉伯人的不满。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原本共存，但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介入，这种平衡被打破。犹太人开始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社区和机构，寻求复国之路。阿拉伯人则担心犹太人的扩张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开始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自此以后，民族矛盾逐渐升级为冲突，并一直持续到现代。
巴勒斯坦地区是三大神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圣地。宗教冲突在巴以冲突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犹太人认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圣城，而阿拉伯人则认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圣地。此外，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对宗教教义和宗教仪式也存在分歧，这些宗教情感的差异和宗教组织的干预使得巴以冲突更加复杂化。
1967年，以色列占领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等地区，这引发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以色列不断扩张其领土，侵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资源，使得巴勒斯坦人感到不安和威胁，进而引发了持续的冲突。巴勒斯坦地区的水资源十分有限，而以色列则拥有先进的水资源管理技术。在冲突中，以色列控制了大部分水资源，使得巴勒斯坦人难以获得足够的饮用水和农业用水。这种局面加剧了巴勒斯坦人的不满和反抗，为冲突的持续提供了动力。
巴勒斯坦地区位于中东地区的中心地带，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以色列的崛起引起了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敌视，而巴勒斯坦成为阿拉伯国家抵制以色列的主要力量。外部势力的干预和影响，使得巴以冲突更加复杂化。同时，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国际社会的干预也影响了巴以冲突的走势。
巴以冲突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现代冲突根源是相互交织的。殖民主义、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等历史遗留问题为现代冲突提供了基础，而领土争端、水资源与地缘政治等现代冲突根源则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延续到了现代社会。
解决这些根源问题需要双方通过对话和谈判来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包括公正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保障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合作等途径。同时，国际社会也应该加强对其的监督和干预，不断增加对巴勒斯坦、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促使其收敛自己的行为。最终实现中东和平，促进世界和谐发展。外部势力的干预和支持也应该逐渐减少，为巴以双方的和平谈判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冤冤相报何时了？
以色列摩萨德，作为世界四大情报组织之一，以其神秘和效率闻名于世。它的成立可追溯至以色列独立前的犹太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以及为其提供情报支持的“沙亚”。随着1948年以色列国家的成立，“哈加纳”被以色列国防军取代，“沙亚”也转变为对外情报机构，即摩萨德的前身。1951年，摩萨德正式成立。
摩萨德的名声在1956年达到一个高峰，当时它成功获取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党代会上的演讲原文。这篇演讲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了批评，尽管被苏联严格保密，但摩萨德的特工们还是设法在波兰获得了演讲稿，并将其交给了美国中情局。《纽约时报》随后刊登了这篇演讲，引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泛关注，摩萨德因此声名鹊起。
上世纪70年代，面对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新威胁，摩萨德展开了“上帝的复仇”行动，以回应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发生的慕尼黑惨案。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批准了摩萨德的暗杀行动，目标是“黑色九月”组织的11名关键头目。摩萨德成立了专门的“死神突击队”，由迈克尔·哈拉里领导，执行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暗杀任务。
摩萨德的行动不仅限于对敌对组织的报复。它还致力于追捕二战期间的纳粹战犯，如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在大屠杀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在战后成功逃脱。然而，摩萨德局长哈维尔亲自率特工前往阿根廷，于1960年将其秘密逮捕并带回以色列。1962年，艾希曼被判有罪并执行死刑，这一行动再次证明了摩萨德在全球情报界的地位。
摩萨德的效率和专业精神源于其高效的管理体系、人员的忠诚、独特的招募和培训体系，以及对实战经验的重视。它直属以色列总理领导，拥有绝对的信任和支持。摩萨德的特工们不仅精通多种语言，还经过严格的背景调查和心理素质测试。此外，摩萨德在培训过程中注重实战技能的培养，如驾驶、武器使用和伪装技巧。
摩萨德的行动准则是“为了国家利益，没有什么不能干的”。这种信念使得摩萨德在执行任务时毫不犹豫，甚至不惜与国际规则发生冲突。
尽管有时行动失败，如1997年暗杀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立德·马哈尔，以及2010年在迪拜暗杀哈马斯领导人艾哈迈迪·马巴胡赫的，但摩萨德依然被视为世界上最专业和最勇敢的情报机构之一。
和平的曙光？
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的不幸身亡，被视为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中的一个标志性时刻。此前，哈马斯的二号人物马尔万·伊萨也在以色列的一次军事行动中被击毙。哈尼亚的去世可能会对哈马斯的运作和该地区的政治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伊斯梅尔·哈尼亚是哈马斯的关键人物，曾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并在2006年被提名为巴勒斯坦总理。他的政治生涯与哈马斯组织紧密相连，即使在面临国际压力和挑战时，他也一直担任着领导角色。
哈尼亚的死亡引发了关于以色列为何选择此时进行定点清除的讨论。哈尼亚失去了在卡塔尔的庇护，转而前往伊朗，这使得以色列在执行行动时面临较少的外交压力。哈尼亚最近的外交活动可能被视为对以色列的威胁，特别是在他寻求通过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的情况下。
美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可能也促使以色列重新评估其在该地区的策略。
尽管哈尼亚的死亡可能会对哈马斯造成打击，但这也引发了关于和平进程的进一步思考。哈马斯的覆灭是否能够为该地区带来持久和平，还是会有新的领导人和组织出现，继续引发冲突和暴力，这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此外，以色列的行动也凸显了在处理恐怖主义问题时的复杂性和道德困境。一方面，消除恐怖组织的领导人可能被视为打击恐怖主义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这样的行动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更多的暴力和不稳定。
针对这一事件，各方也迅速做出回应。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最新消息称，一位白宫发言人表示，白宫已经看到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伊朗被杀的报道，但拒绝立即发表评论。
CNN说，在伊朗媒体报道哈尼亚在伊朗被杀后，以色列军方告诉CNN，他们“不对外国媒体的报道做出回应” 。
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政府尚未表达立场，而一直持强硬立场的以遗产部部长阿米查伊·埃利亚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庆祝”，并称“不会再有虚幻的所谓‘和平/协议’。”
据英国《卫报》援引路透社最新消息称，也门胡塞武装“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阿里·胡塞表态，称杀害哈尼亚是“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罪行”。
“针对伊斯梅尔·哈尼亚（的袭击）是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罪行，是对法律和理想价值观的公然违反。” 胡塞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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