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洪水一起生活的人

与洪水为邻

小时候我常疑惑：我们这里也算水乡，为什么饮食习惯却偏向北方？现在我清楚了，夏季的水稻收成是没有保障的，每次洪水过后，人们忙着清理玉米和棉花秸秆，以及被大水泡坏的水稻，然后开始补种红薯、荞麦和绿豆。

我老家在安徽东北的淮河北岸，地势已算全县最高，但在1954年治理淮河时，一条人工河从村庄东侧穿过，一南一北连接淮河的支流北淝河与澥河，随后几十年，这条人工河成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折腾着我的家乡。

1991年华东大水，我还没满周岁。所以我有记忆的第一次洪灾是1998年，那年全国的目光集中在长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但我的家乡同样被洪水抹平了。

第一次洪峰到来前，我们全家搬到了庄台上，庄台是淮河流域特有的防洪方式，主要方法是把聚集区垫高，底部大、顶端小，像一个倒扣的碗。在淮河两岸，各村的后缀多半两个字：郢（yǐng）或圩（wéi）。郢是古楚文化的遗存，而圩则是有庄台的村落。一般来说，村民们在村庄外挖掘排水沟或壕沟，起到拦水排水作用，挖出来的泥土，用来垫高庄台。

我们村两百多人，全都姓王，血缘关系不远。族中长老的组织下，年年都能加固庄台。1998特大洪水到来，庄台已经比村外的农田高出三四米，这个高度，已经足以抗御一般的淮河洪水，在庄台上避难的半个月，性情豁达的父亲，和其他的汉子们一起靠着打牌消磨时光，而心思细腻的母亲，一边哀叹绝收的庄稼，一边谋划大水退后的补种。

小雨小灾，大雨大灾，无雨旱灾。生在淮河流域最大的不幸，并不是洪涝逼得你时常搬家，而是洪水和干旱总是不期而至，地里的收成也是不确定的。

2003年，小麦还没收割干净，淮河流域就已经入梅。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我家累计降雨量超过600毫米。那年村里的小麦都出了一寸长的绿芽，收购价格一路暴跌，发了芽的小麦只能10斤换一斤西瓜，而平时是三四斤换一斤。

那年大水退得太晚，补种的荞麦、红薯产量都不算高。于是，家家户户只能把发芽的小麦做主粮。20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发了芽的小麦做出的馒头和面条的特点：甜丝丝的，但是无论是面条还是馒头，总是黑乎乎的，口感很硬。

有些人家吃不惯发了芽的小麦，开始用红薯和玉米当主粮。三奶奶做的玉米和芋头面的窝窝头全村有名，春节前后去她家聚餐，我却吃不下去，因为窝窝头凉了以后太硬了。我一用力，磕掉了一块松动的牙齿，然后就把窝窝头丢给了大黄狗。父亲斥责我浪费，我大声嚷嚷：跟块砖头一样，是人吃的吗？

或许是我不礼貌的举动让三奶奶悲愤。第二年，也就是2004年，三奶奶一家就贷款把责任田挖成了藕塘，养殖草鱼、鲤鱼和鲢鱼。但是，那一年干旱天气让三奶奶一家血本无归。最后，他们全家背起行囊前往长三角打工。

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2007年的端午节，村里人还在忙着抽水灌溉刚刚种下的玉米和大豆，但连阴雨随后到来，大伙咒骂老天爷，白忙活了。那一年有了洪水，正在县城参加高三补课（高二暑假）我和堂哥，都被临时拉进了抢险队。主要职责是帮忙运输饮用水、方便面。

有一天，同班李峻突然不见了，班主任急得爬上冲锋舟，找遍了整个县城。傍晚时分，浑身湿漉漉的李峻回来了，身后跟着的是他的父母和妹妹。那天，荆山湖行洪区正式开闸分洪，李峻担心泄洪影响家人，找了一辆单车，一路沿着大坝骑回了老家。

十多年后，我还能记起，李峻父亲看着滚滚大水顿足捶胸：为什么！为什么！

处理完瘟猪，三哥关停了养殖场，前往外地打工。当年为了通过环保验收，他前后花了小十万修建化粪池和沼气池，眼下，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

我的父亲是同时代全村唯一的中师毕业生，他苦读跳出农门的原因，正是不愿意“出河工”。

1954年淮河大水之后，国家层面做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该指示至今在蚌埠火车站附近仍能看到）。从此，淮河两岸的人经历了40余年的出河工（也叫“上河工”）。所谓出河工，就是每年秋收结束后，开始以家庭人口为任务基数，从各生产队抽调劳动力。开赴挖河工地，挖通上游和中游的分洪渠道，直到第二年麦收前这些劳动力才能陆续返乡。

出河工是一种苦役，没有工钱，只有工地所在地区提供的一日三餐。

1960年代开始，因为大伯定居外地，爷爷每年就带着二伯，辗转颍上、凤台、怀远、五河和固镇多地出河工。家里的男人刚走，奶奶就要忙活开了，她用新收的棉花，为爷爷和二伯准备过冬的棉袄、棉裤，还要攒钱买些跌打损伤药、积攒白面用来蒸馒头，这些东西最终都打成包，奶奶徒步上百里送到工地上，塞到爷爷和二伯手中。

1976年的冬天，只有11岁的父亲第一次随奶奶去工地探班。走到半路上突遇大雪，由于棉絮全部用在了爷爷和二伯的棉衣上，父亲的棉鞋实际上填充的是土麻，根本不能保暖。父亲的一根脚趾就此畸形了。

在挖河工地上停留的三天两夜，震撼了当时父亲幼小的心灵。

“大冬天，人光着膀子，浑身冒着热气。扁担压得人龇牙咧嘴。”父亲生前向我回忆第一次去挖河工地的场面：玉米秸秆搭建的人字形庵棚里，四处漏风，但仍挡不住脚臭、汗臭和劣质烟草的味道，到了午饭时分，人人拿着还没来得及清洗干净的瓷碗冲向铁桶，铁桶里装着一个班组的吃食。

1970年代，二伯母的父亲因为富农身份，在工地上遭受不公的待遇。有一次，这位老人被分到了挑土的重活，由于腰伤，没走几步就摔得满脸鲜血。

在那个战天斗地的氛围下，围观的人反而斥责老人故意摔倒，动机不纯。

我爷爷在同一个工地上，是党员，已经带领生产队夺下了挖河“红旗”，爷爷带着人过来帮忙，还弄来了药膏。这期间，年轻力壮的二伯父忙前忙后，开春后雨水多了起来，挖河任务结束，二伯母的父亲便把女儿交到了爷爷的手上。他说，救命之恩无法报答，只剩下这个苦命的丫头，许给你们家了。

后来二伯母常说，如果不是出河工，她或许不用在我们村这个穷乡僻壤过日子了。她的老家后来发现了煤矿，被划入淮南矿区，人人因此而发家。

洪水面前，我们小孩子也能做出点贡献。1998年洪水，搬到庄台的日子里，我们悄悄找出渔网，在河衩和水塘中打捞鱼虾。被呛了几口河水后，我们陆续练就了一身游泳本领。若干年后，我在读大学时轻松地横穿了长江，选修的游泳课也随便展示了几招，就被老师告知可以不用来了。

大人们忧心安全，责骂中没收了渔网，但我们总还能偷来水桶和脸盆。在庄台外的玉米田和棉花地里，迷路的鱼虾纷纷在涨水时钻了进来，有一斤重的鲫鱼，比筷子还长的鲤鱼，碗口粗的草鱼，或是海碗大小的鲢鱼。

鱼儿们进来容易出去难。无论是玉米还是棉花地，都专门做了垄，事后来看，这些田垄既不能防止水土流失，也不能挡住洪水，却能防止鱼虾逃脱。小孩子去田里捞鱼，大人往往选择睁只眼闭只眼。因为，如果没有孩子们忙着清理，待到大水退后，田里会散发出一股股死鱼的腥臭。

最能代表本地的夏季美食不是这些淡水鱼，而是小龙虾——本地人统称之为“蚂虾”。三十年前，蚌埠的蚂虾街名动全国，据说就是用的本地野生小龙虾。也是这个原因，淮河两岸出来的人，大部分都会一手烹调鱼虾的本事。

不过，我在城里安家十年，虽然吃过的种类鱼虾不少，甚至还亲自下厨烹调过，却没了小时候的味道。

被水带走的亲人‍‍

2003年，奶奶81年的人生走到尽头，在病痛折磨中，她最后一次目睹了淮河大水围住村庄。

奶奶去世那天，正赶上附近的蓄滞洪区破坝，村医的药物已经耗尽。忍着癌症带来疼痛的奶奶拉着爷爷，又和几个儿子交待了遗嘱：我先去大坝上看看。

从此，故乡村口的人工河大堤，就成了我家每年祭拜长辈的地方。

阜阳籍女作家戴厚英在《流泪的淮河》中写道：“淮河教会我的第一种能耐就是逃。土匪来了，逃。大水来了，逃。日本的汽油划子来了，逃。”与淮河为邻的家人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渺小如蝼蚁，往往逃无可逃。‍

若干年前重修县志时，我高中的历史老师找不到我们村的资料，几经周折，他才发现这村庄原属宿县，是元明交替之际的流民在一片滩涂中所建，因此至今村里人仍把村四周的土地叫做“湖”，例如北侧的土地就叫“北湖”。至于为什么没出现在县志中，是因为1909年县志修订时，恰逢淮河大水，全村人离乡逃难讨生活，在皖南、苏南盘桓了快两年。

我家受淮河祸害最深的人，非奶奶莫属。

奶奶的出生，就与淮河大水有关。1921年夏天，淮河流域淫雨数月，大水滔天而来。面对家乡灾情，正在安庆和朋友合开医馆的曾外祖父选择了回乡。

曾外祖父出身中医世家，在皖北地区最早的教会学堂含美中学毕业后，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医。故乡灾情平稳后，曾外祖父奉父母之命成家，然后在故乡行医。凭借着家传的中医和西医功夫，很快有了名气。

1922年到1931年，曾外祖父先后有了四个孩子，奶奶是第一个孩子，也是活得最久的，奶奶漫长的一生中，看着许多亲人在水中离去。

1931年的淮河大水，是奶奶第一次经历死别。大水冲毁了家里的库存药材和院落，水退后她的母亲和爷爷因痢疾离世。而她父亲，就是曾外祖父，被一伙“捻子”（淮河两岸的土匪别称）掳走去给匪首看病，七天后归来，已是半疯半傻，并在半年后的一次醉酒后冻死在野外。

这场大水令奶奶成了孤儿。在其婶母做主下，奶奶嫁到了爷爷家做童养媳，只因爷爷家允许她带着三个弟弟。

彼时爷爷家尚未衰落，尚能养得起几个闲人。但好日子也只过了七年。

1938年，日军到来，奶奶离乡躲避战火，又目睹了一次死亡。

当时，黄河花园口决堤，滔天大水滚滚涌入皖北平原，瞬间吞噬了一家人暂住的村庄。水性好的爷爷拉住了一条被冲下来的木船，救走了众人。但等到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奶奶最小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小舅爷不见了。

靠着露出水面的树梢，奶奶和爷爷驾船回到了暂住的村庄，却看到树梢上的小舅爷已经满脸乌青，身上布满了苍蝇，身旁是几条交织在一起的毒蛇。

奶奶后来总说，她想不明白两件事：蛇怎么会怕水？苍蝇为什么没有淹死？

大舅爷后来也被水带走了。1949年，徐蚌会战结束不久，刚成年的大舅爷和二舅爷回到老家，随后陆续成家。1954年的淮河大水，成为合作组组长的大舅爷，为了保护全村仅有的一头耕牛，一头扎进了滚滚洪流，从此再无音讯。有人说在涡河口看到了大舅爷的尸体，也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大舅爷去了里下河一带讨生活。

四年后的1960年，饥荒袭来时，大舅奶奶丢下只有八岁的儿子出门讨饭，同样再无音讯。

1954年的淮河大水，改变了淮河两岸无数人的命运。下游的盱眙、泗洪两县被划入江苏，作为交换，原属徐州的砀山、萧县并入安徽，与行政区划调整同时到来的，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出河工”任务。

二舅爷的死与挖河有关。1960年一个冬日，二舅爷死在了临县的挖河工地上。有人说是营养不良，也有人说是气温太低。总归，二舅爷只剩皮包骨头的遗体，在冬日里冻得硬邦邦。

1991年夏天，不讲道理的淮河又一次席卷两岸。

这一次，人工垫起来的庄台第一次被洪水漫过。全村大转移的那天，快70岁的奶奶在一阵撒泼之后，霸道地独占了一个冲锋舟，她怀里抱着未满周岁的我和堂弟，身上背着刚五岁的小堂姐。当时，三伯夫妇和我的父母都被叫去死守大堤，家里只剩爷爷奶奶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此前的抗洪抢险中，父亲和二伯、三伯等人全部被编入抢险队。而转移的前一夜，村口的人工河堤垮塌，作为村里为数不多还能动弹的劳力，爷爷又被村干部叫去抢险。

奶奶原以为，独占整个冲锋舟，就是万全之策，却不料在快要靠岸时，冲锋舟被水下的电线杆划开了缺口，随后侧翻。万幸的是，我和堂弟被随行的武警救下，但奶奶和堂姐被冲出去了上百米。待到获救，堂姐已被水呛得满脸乌青。

安置点医疗设施简陋，堂姐的很快由发烧转成了肺炎，几天后宣告不治。自那以后，三伯母，也就是堂姐的母亲，每每遇到家庭矛盾，都要咒骂奶奶带“丢”了小堂姐。而这时的奶奶，只能默不作声。

只有一次，奶奶实在忍不住了，回了一句：我这辈子在大水中带丢的人多了！

撰文｜王栋梁‍‍‍

编辑｜苑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