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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优躺”何以成为一种流行？

文｜罗东

在《我爱我家》剧中的第17、18集，季春生一出场就到贾家蹭吃蹭喝，慵懒地躺在沙发上。既好吃懒做，也没坐像，双重罪叠加起来被讽刺为“二混子”。但就是他最“颓废”的那一个镜头，连日来却被制成各种配图而风靡社交网络。

出于什么样的冲动，我们要玩坏“葛优躺”？

我们不满足于简单说“现代生活压力大”或“工作节奏加快”，也不认同“现代人内心空虚”的粗糙观点。道理很简单，文字社会出现后，就没有生存压力小的时代，也没有一个时代的思想者不批评同时代人是空虚的。不同时期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对压力和空虚的不满，但不是每个时期，都要通过劳动和坐姿上的“颓废”来表达。

因此更能冲击我们神经的一个问题是：“劳动”和“坐姿”历来都被规训——前秦如此，民国如此，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如此，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如此，改革开放亦是如此——“颓废”即使不受到约束，也顶多是一个不受大多数人欢迎的“亚文化”，可到了这个七月，怎么说变就变了？

劳动不再“光荣”，也不再能“致富”

深圳电视台和成都电视台在1993年首播了《我爱我家》。

这一年不特别，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确立的第二年。从电视新闻、街道横幅到小区围墙，再到各类影视剧、文学和戏剧等文艺作品，一个新的口号“勤劳致富”正在变得家喻户晓。劳动，才能吃饱穿暖，勤奋劳动就能发财致富。

这意味着，国家主导的劳动价值观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前三十年是“劳动光荣”。劳动在道德上是光荣的，也是一种“政治觉悟”，因而“不劳动者不得食”。文革期间的七五《宪法》明确了劳动是个人和家庭财产获得的唯一合法渠道，此外的收入不受法律保护。但与此同时，不管是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还是公民个人的“温饱”并没有得到实现，旧的劳动价值观“劳动光荣”不得不随着“最高领袖的逝世”和“十年文革的结束”退出历史的大舞台。

1993年首播的《我爱我家》

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尽管“劳动光荣”作为一个道德上的赞美依旧存在，但再也不是一个可以动员起民众积极参加劳动的依据了。

新的劳动价值观是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兴起的“勤劳致富”。

季春生在剧中刚出场时，既已好吃懒做，即使找工作时，也提出了各种“无理”要求：工作轻松、不被晒、可以赚钱。他显然和那时的“勤劳致富”不相容，剧本把感化他的任务交给了贾家。不过，真正能改变季春生的，不是教育，也不是感化，而只能是市场。市场的逻辑很简单，不工作，就饥饿，没有“大锅饭”可偷懒。

如果说市场经济诞生前，个人还可以通过家庭、宗族或部落的互助获得生存所需要的食物。集体本身则顶多通过道德约束“不劳而获”。谁不劳动，谁就要接受伦理或族规的惩罚。

可市场经济就不一样了。

《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

作者: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译者: 黄树民  
版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1月

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中严肃地回顾过市场经济制度在英国产生的过程：“饥饿”从来存在，但“饥饿感”却是市场和资本建构起来。市场来了，土地变成商品，人也变成了商品。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就在于，可以冲破家庭和宗族的互助系统，将每个人彻底原子化，不工作就饥饿。每个人为自身的饥饿承担责任。

不过，“勤劳致富”仍然意味着，只有劳动才能吃饱穿暖，在国家的宣传主导下也意味着一种希望，即勤奋劳动可以发财致富。市场经济改革早期，实干精神确实带来了收入，也为改变“命运”提供一些通道。即使是对于从农村到城市谋生的季春生而言，尽管命运很难得到改变，但个人的生活水平相比前三十年提高了。他们比的首先是过去，而不是横向的贫富差距。

出生比勤劳更能决定命运？

经济的改善和改变命运的希望，使得“勤劳致富”得到了证实和维系。在这样的情形下，大家对“劳动”和“勤劳致富”的认同度很高，工作的积极性也很高，但为什么同样是市场经济，“懒惰”和“颓废”在今天就可以变得那样理所当然了？换而言之，二十年前，季春生被嘲讽，为什么到了今天却得到了追捧？

勤劳很难致富，命运改变艰难。青年人对此的认识和感知非常敏感。

回到季春生身上，在他还是一个颓废青年的时候，经济增长还建立在城镇的工业化上。但到了九十年中期之后，变化出现了。城市化建设运动骤然兴起，房地产行业和金融业迅猛地成长起来，资本战胜了简单的工资收入。从炒房到炒股，一夜暴富变得可能。这种转变，改变了财富和劳动观念，踏踏实实的“勤劳致富”发生了动摇。资本和权力的微妙结合，堵住了“勤劳”就能“致富”的渠道。

财富差距和阶层固化，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你的出生比你的勤劳更能决定你的命运。西南财经大学在2012年以来做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基尼系数已过0.6，即使是国家统计局同期的数据（2015年降至12年来最低水平0.462），也同样高于世界的平均值（4.0到4.5之间）。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现象，但不一定都会带来过大的差距以及阶层流动的艰难。事实上，在这个七月，同“葛优躺”一起被翻出来而风靡网络的，还有复旦大学一个调查组在2014年做的八零后生活状况调查（复旦大学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庞大的数据背后表明了一个很简约的事实，出生家庭的财富（以及教育）决定了一个人的经济收入和发展，即使是工作相当长时间后，也得不到改变。

勤劳很难致富，改变命运的可能性也变小，乃至变得不太可能。大家对“公平”和“平等”的认识在提高，对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的感受越来越明显，那时候还振聋发聩的“勤劳致富”受到质疑，认同度也直线下降。

如果说政治和道德上的“劳动光荣”教化在三十年前就已式微，而今的“勤劳致富”也失效了。尽管物质得到了增长和丰富，温饱不再是一个问题，劳动可以轻松解决基本的温饱，但即使是勤劳也改变不了更高的命运追求。

“葛优躺”，沙发上的无声抵抗

既然不满足于眼前的现实，也改变不了，“一言不合”就是“葛优躺”，可这样的躺究竟舒不舒服？

有人说，懒洋洋的躺下，生无可恋，不受任何“坐姿”的规训，当然是舒服的了。平时劳命奔波，来一个无所顾忌的“葛优躺”简直是一个奢侈。

但也有人却说，“葛优躺”是一种病，后背悬空，只剩下肩部和腰部做受力点，躺下不仅很痛苦，还容易患病。

网友恶搞ps的“葛优躺”

一个说舒服，一个说是病，看起来相互矛盾的观点谁是谁非？两种观点，事实上说的不是一回事。是否舒服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沙发的造型，具体说来，就是靠背和底座的角度，以及靠背的弧形和材质。

葛优躺的是老式沙发，靠背笔直而僵硬，同底座相垂直，瘫躺下来，不会舒服。但而今，大多数的沙发，在设计上却不是这样的，靠背软和，呈弧形球面，和底座形成的度数也大于九十度，有的还可以自由调整。因而会有医生根据葛优躺的姿势，说不舒服，还容易患病，而有人在自己家中躺下却感觉潇洒舒服。能够翻出这些年大张伟、张一山和范冰冰等娱乐明星的“葛优躺”，是同一个道理。谁躺谁舒服。

既然现在的沙发更令人舒服，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这样设计？靠背和底座相垂直，是对坐姿的规训和要求。站要有站像，坐要有坐姿。抬头挺胸，上身笔直，工整的姿势，是“整齐划一”的规训。文兴宇在剧中扮演的爷爷，才是“正统”的坐姿，被认为是正确的和像样的，也被认为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面貌的表现。

但现在，观念和审美变了，更关注舒适度、人性、自由和个性设计。除了高度制度化的（政治和商业）场合，传统的坐姿不再被视为是一种不得不遵守的规范，不拘一格的自由和个性，挑战着传统和权威。

《文明的进程》

作者: [德] 诺贝特·埃利亚斯 

译者: 王佩莉 / 袁志英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年5月

家具的设计也发生演变。两者的相互关系，在埃利亚斯（NorbertElias）的《文明的进程》中就得到过精彩的揭示和呈现。高度制度化场合象征的权威和传统规范，以及“整齐划一”的审美，本身也是一个解构对象，同权力、收入差距和阶层固化等复杂的现实勾连在一起。

姿势的要求，遭到了强烈的挑战：就没有坐像了，就颓废了，能怎么的？

正是如此，哪怕本是一件看起来不太光鲜的事，娱乐明星也乐于把自己的“瘫”或“躺”公诸于众，争相表现“接地气”形象。他们的胆量，就在于“葛优躺”已经在青年人的观念中获得了这样的力量或批判意义。于是由大张伟等演艺明星带动的“葛优躺”，风靡网络，打造了一个全民躺的景象。

如果说“葛优躺”传递了一种生无可恋的“颓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张图，确实感受到了一种消极应对现实的洒脱时，这种抗议的力量就是真实存在的。即使是觉得好玩，或跟风分享和刷屏“葛优躺”，也帮助营造了这种力量。

抗议，可以是微观的、日常的

为何说这种抗议的力量是真实存在的？

斯科特（James Scott）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提供了一个印象深刻的灵感。他在马来西亚观察一个叫“塞达卡”（化名）的地方，奇怪的是，尽管贫富差距在扩大，农民受到的剥削也不可不谓之深，却未出现游行或示威等任何形式的反抗。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作者: [美] 詹姆斯·C·斯科特 

译者: 郑广怀 / 张敏 / 何江穗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07年1月

难道农民真的就完全顺从而没有抵抗意识？不。斯科特敏锐地察觉到，没有公开的抵抗行动，但他们无时不刻不在通过偷懒、开小差、装疯和造谣等隐蔽的形式默默地抗议着管理者，同时表现出一副顺从的表情，从不当面不满或不高兴。斯科特把这些方式命名为“日常的抗争形式”，是弱者的一件武器。

很显然，抗议的方式不止是罢工、游行或示威等，同样可以是微观的、戏谑的、日常的，而且很安全，不太可能受到法律或管理者的压制。

从“草泥马”、“河蟹”、“屌丝”到“羡慕嫉妒恨”等网络热词，都发挥过这样的功能。“葛优躺”亦是如此。不同的是，“葛优躺”是通过表达对“劳动”和“坐姿”的拒绝态度而完成的。而在国家主导的价值观中，这两者历来都受到规训和要求。

前三十年，“劳动光荣”是政治觉悟，但随着最高领袖的逝世和十年文革结束而消释了，随即是“劳动致富”在激发劳动的积极性。但在时下，青年人感受到了贫富差距大和阶层流动固化的现实压力，不相信“勤劳致富”。同劳动价值观一起面临挑战的，是“坐姿”。对身体自由的追求，故意不顺从正统的姿势。坐姿因而也可名正言顺地表达不满。于是“葛优躺”不服劳动价值观，也不服所谓的“坐有坐姿”规训：我就是不想工作，我只想什么也不顾地躺在那里，生无可恋。

歌手大张伟在电视节目上示范“北京瘫”的坐法

谁也掌握不了，每个人要把“葛优躺”玩坏究竟是出于一个什么具体理由：或是好玩，或是不满，或是跟风，或是为了表明自己“接地气”的立场。我们不做这样的剖析。我们希望呈现给你的是，为什么偏偏是“劳动”和“坐姿”上的“颓废”变成了表达不满的方式。劳动和主流文化观念在现实面前已被解构。就这样，“葛优躺”成为了一个无声的武器，它没有张扬的行动，也没有激烈的谩骂，但却在表达着对现实压力的复杂情绪。

“葛优躺”，我们还要玩多久？不得而知。但如果机会不平等，制度不公平，人的发展和创造力得不到足够的尊重，过大的贫富差距和固化的阶层就得不到改变，国家主导的劳动价值观“勤劳致富”也将继续被质疑，即使它不再风靡，也有别的“躺”，或别的网络热词、图片或音乐前赴后继。这样看的话，这个七月是有点不一样，但也没有多大的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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