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王泽猛（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朱淳（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特聘教授）
基金项目：澳门科技大学研究基金会资助项目（FRG-19-026-FA）。
摘要： 澳门的地理环境、历史演进与空间建构促成了今天澳门独特城市风貌，形成了澳门别致的市井文化，总体体现了中国较早开埠城市、殖民城市的基本风貌。与大多数中国历史悠久的城市一样，澳门历史街区也面临着衰败和功能更新的现实问题。澳门历史街区的特征以及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文章以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探寻澳门城市的环境表征、市井文化的特质及其与城市空间建构的相互影响，分析其空间再建构对市井文化发展的支撑意义。对澳门旧城区保护、城市文化赓续以及城市旅游开发等提出建设性意见。关键词： 历史街区；澳门；市井文化；空间建构
本文文献著录格式：王泽猛 朱淳. 历史街区：澳门市井文化的空间建构[J].湖南包装,2023,38(2):144-148 |
一个城市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甚至可以理解为其具有一定的社会生态性特征。“任何社会空间都有其历史，一种始终以自然、以自然条件为基础的历史，这些自然条件既是原初的也是独特的，因为这些条件始终、到处都带着鲜明的特征（诸如地点与气候等）”。从澳门城市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欧洲列强海洋扩张的社会背景与海洋性自然环境的交互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澳门城市独特的生成和发展模式。历史上澳门的主要产业为渔业和商贸，工业的不发达恰恰有利于保护城市的传统习俗和传统市井空间的特征，市井空间作为普通市民所生活的区域，是构成城市社会空间的基础部分。澳门市井文化的传承和演进主要附着于历史街区空间的保存与赓续，由于城市更迭滞后所形成的历史街区恰恰成为澳门最有文化价值的城市空间。历史街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寻根溯源，只有深入了解历史街区的成因，正视历史街区的文化价值，才能在发展的同时保护和传承其文化价值。像大多数城市一样，历史街区与市井文化的相互依存形成澳门的市井空间。当下澳门的历史街区也存在居住人口老龄化、空心化、缺少活力的不良现象，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探寻澳门历史街区及市井文化空间的历史渊源与特征，有针对性地探讨澳门历史街区的发展、更新方向以及市井文化空间建构的路径与方法。
1 商贸、宗教与防御：澳门城市空间建构的历史成因
意大利建筑师保罗·波多盖西（Paolo Portoghesi) 定义空间为“场所系统”，暗示空间概念在具体的情景中有其根源，虽然空间能以数学方式加以描述。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有其特定的根源，澳门的发展也不例外，作为传统的岭南南部的普通渔村，葡萄牙人的侵占在贸易和宗教两个方面深深影响了澳门城市发展和空间建构的特征。历史上澳门的地方名多有变化，先后以香山澳、濠镜澳、濠镜、蚝镜、马交等为名。“澳”本身是海岸边弯曲可以停船的地方， “凡番舶停泊，必以海滨之湾环者为澳”，故而澳门本身便是一个天然的良港，相对良好的地理环境为居住于此的人们提供了必要的生存保障，也因此建构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
据史料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葡萄牙人趁东南沿海“海禁”松弛之际，以“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为由首次踏上澳门的土地。“初仅茇舍，商人牟奸利者渐运瓴甓、榱桷为屋，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瓦，栉比相望，久之遂专为所据。蕃人之入居澳，自汪柏始”。“葡人入据澳门之初仅搭建茅屋十余间为临时居所，随着贸易的发展，华洋商贾云集于此，以砖瓦木石建造永久屋舍”，澳门很快呈现出“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的繁荣景象，房屋建设“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徽州休宁籍文人叶权游历岭南时，曾对澳门有着这样的观感和认识“今数千夷团聚一澳，雄然巨镇” 。由此可见，澳门至少在嘉靖末年俨然成为各国的重要贸易场所。首先是由于贸易的发展促成澳门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其次便是宗教对澳门城市空间建构的进一步影响。伴随着商贾的纷至沓来，耶稣会会士公匝勒斯（Gregoro Gonzales）等人接踵而至，前来澳门布教。自此，天主教士纷纷来澳传教，先后有耶稣会、多明我会、圣方济各会、奥斯定会等。为了开展传教活动，传教士竭力适应中国文化、风俗、礼仪等，经过一番努力，澳门出现华人信徒以及华籍耶稣会士。由此可见，西方宗教几乎和西方贸易同一时期进入澳门，并得以迅速推展，继而影响到澳门历史街区的空间建构。
据统计，嘉靖四十二年（1563 年），澳门人口已增至约 5000 人左右，其中葡萄牙人近 900 人，内有耶稣会传教士 8 人。由于信徒逐渐增多，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1 月 23 日，耶稣会教宗厄沃略十三世批准成立澳门教区，该教区不仅管辖中国还负责管辖日本和越南的宗教事务。当时，澳门不仅是西方宗教进入中国的门户，也是远东地区最大的教区。“1618 年澳门教区隶属罗马耶稣会直接管辖。由于建立了澳门教区，耶稣会士东来澳门传教者更是络绎不绝，其他教会的教士也接踵而至，使澳门成为了远东的‘梵蒂冈’”。西方宗教的传入、发展以及社会影响力的不断增加逐渐影响到澳门城市格局和空间建构。传教士关于教堂、学校、医院等建筑的选址对城市的空间建构颇具影响力，以教堂建筑的选址为例，西方宗教建筑的教堂在澳门城市空间中占据着高地或显著位置。如圣保禄教堂（现大三巴牌坊）、圣老楞佐教堂、圣安东尼教堂等，这些宗教建筑往往会成为一个区域的核心点。澳门半岛几个区域的划分也均是以教堂的名字来命名，如花王堂区、大堂区、花地玛堂区、风顺堂区，图 1 为不同颜色线框代表不同区域。
图 1 澳门半岛地图。
除了商贸与宗教对澳门城市格局的影响之外，城市的防御功能进一步限定了澳门历史街区核心区的范围。澳门城市的防御功能不仅是城墙与炮台等单纯防御设施的修建，同时也对澳门历史街区的空间建构形成一定的影响。明清鼎革之际，明王朝社会局势动荡不安，中央王朝无暇顾及东南沿海防务，以致疏于对澳门地区的行政治理，葡萄牙人趁机仿照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建筑格局，在澳门修筑了完整的城墙和炮台城防体系。“根据崇祯五年（1632 年）巴雷托·德·雷曾德创作的澳门城区平面图显示：澳门的城墙西起海边到沙梨头，稍南至三巴寺，折向西上仁伯爵山顶，从山又折向南直达海边，再经过嘉思栏、西望洋、烧灰炉，最后到马阁”。如此一来，完整的城墙和要塞炮台使得澳门城迅速蜕变为军事上防御功能严密的城堡式城市。从澳门的城市防御功能上不难看出，葡萄牙人建造居所选址出于安全与防御的考虑尽量建在山坡，在被入侵时越是高处便越是易守难攻、相对安全，这也是当时综合的社会原因所造成的澳门城市空间建构特征。如《澳门记略》曾记有葡人住宅“屋多楼居。楼三层，依山高下，方者、圆者、三角者、六角者、八角者，肖诸花果状者，其覆均为螺旋形，以巧丽相尚。垣以砖，或筑土为之，其厚四五尺，多凿牅于周，垣饰以垩。牅大如户，内阖双扉，外结锁窗，障以云母。楼门皆旁启，历阶数十级后而入。窈窕诘屈，己居其上，而黑奴居其下”这些不同形态的建筑各自表达不同的信息和场所精神。应该说建筑通过其自身和内外空间的设计实现场所精神具体化， “场所精神的形成是利用建筑物给场所的特质，并使这些特质和人产生亲密的关系”。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一过程中澳门历史街区的空间建构特质已经形成，并且为市井文化的养成提供了环境基础。综合以上论述可以分析得出：澳门城市风貌和空间建构是澳门历史发展演进的结果，同时更是澳门城市特有文化在地理环境和历史社会变迁的积淀和赓续。正如亨利·列夫菲尔所言：“对空间的历史研究，不能局限于由给定符码的形成、确立、衰落与瓦解所构成的一个个特殊的历史环节，还必须涉及整个方面，即作为普遍性的生产方式，它涵盖了特定的社会及其特殊的历史与进度”。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加上城市空间的社会功能之不同，必然形成差异性的城市风貌，这也是时至今日澳门历史街区的空间建构完全有别于填海区的关键所在。
2 杂糅并蓄：澳门市井空间与市井文化的表征
关于澳门的市井空间，由于葡萄牙人的介入，明清时期澳门城市规划、建筑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欧洲城市规划理念的影响。同时，地理环境和历史社会结构的特殊性成为澳门城市空间建构之“壶内乾坤”的独特性。明朝万历年间，因商业发展需求，澳门出现了第一条街道。“其聚庐中有大街，中贯四维，各树高栅，傍以‘畏威怀德’四字，分左右定其门籍。以《旅獒》‘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服食器用’二十字分东西为号，东十号，西十号，使互相维系饥察，毋得容奸，诸夷亦唯唯听命”。这条大街便是今日仍然繁华的营地大街。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出：最早修筑的这条大街的建成形制为十字交叉型，设有栅门，均为外国商人居住与经商，这也是澳门商业街的肇始。至17世纪初，今日的龙嵩街（葡萄牙人称为中街）逐渐成为澳门的商业中心，其功能延续至今。澳门当前的城市格局是从澳门半岛大炮台以南、妈阁庙以北的约 2.3 km² 的历史街区发展而来，这片区域地形起伏丰富，住宅密度较高，人口结构复杂，街巷狭窄，支撑市民日常生活的商业、餐饮较为集中和发达，这种类型的空间有利于市井文化的养成和传承。澳门经 400 多年的发展，呈现出以历史街区为主要依存空间的市井文化和填海新建城区的大都市文化并存的局面。社会发展扩张的主动性需求与自然环境的限制性相互作用与制衡形成了早期澳门城市格局与空间建构特征。
社会环境中的主体是人，独特的人口结构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相互作用与融合是形成澳门市井文化的主要因素。澳门在开埠之前已经有广东北部、福建甚至浙江的渔民迁入，人口的迁徙不可避免地将外来文化带入澳门，广东人的广府文化与福建人的福佬文化在此交汇。葡萄牙位于南欧，属于拉丁文化语系国家。因此，拉丁文化便是澳门外来文化的主体。岭南的广府文化、闽南的福佬文化以及葡萄牙的拉丁文化共同构成了澳门的总体文化特征，表现在人口分布方面也大致能够看到这 3 种文化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例如在明中后期至清中期妈阁庙及其周边区域所居住的多是祖籍福建的渔民，而靠近教堂的坡地多为葡萄牙人的居住区。鸦片战争后，葡萄牙政府攫取了澳门的完全管制权，这种以人口属性区分居住区的格局开始被打破，呈现出融合、包容的趋势，这种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城市规划格局的灵活多变与建筑风格的多样性；城市宗教信仰及其场所的多元并存。澳门城区有供奉佛、道、仙的岭南风格传统庙宇和宅院（例如唐家大屋、郑家大院），有巴洛克式的教堂、楼宇、剧场等，甚至还有印度风格建筑，例如位于妈阁山边的摩尔兵营（图 2）。
图 2 摩尔兵营。
市井文化的起源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文化，市井是商人从事买卖活动的特定场所。因此，狭义上的市井之民专指商人，而广义上的市井之民则包括居住在城市中的平民百姓。在市井之间，各类社会人群的交流凸显出在限定的城市空间内“自发性、生态性”的面貌，故而市井空间无疑是城市生活中最具有文化底蕴的场所。
市井一词的内涵与外延在发展过程中得到深化和丰富，从单一的交易场所延伸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含市井环境、市井文化、市井生活等元素。澳门开埠之后，由葡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逐步推展开来，商业经济以及市井文化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普通市民对市井文化的需求也得到一定的提高。目前我国内地城市中被称为“市井”的空间多为历史街区或城市中发展迟缓的街区。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都市文化的崛起，大部分历史街区逐渐沦落为消极空间。虽然受到现代化城市建设所生成的都市文化的挤压和侵蚀，但历史街区作为城市名片的象征作用则日益凸显，例如作为老苏州市井生活与文化典型代表的葑门横街，不仅持续着繁华而且逐渐成为游客观看和体验老苏州生活样貌的网红打卡地。澳门历史街区的营地大街、关前街、草堆街俗称三街，至今还顽强地生存着一些百年老店，例如：营地大街的福安瓷号有 90 多年的在地经营历史（图 3）。基层民众以生存、生活为特质的市井文化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因此在都市化的城市空间中仍然可以得到存续。
图 3 富安磁号。
澳门传统历史街区在其生成的过程中由于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建造成本与技术的限制，多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环境特点：①格局随山就势，在坡地上少有经纬交叉分明的道路网。②斜巷较多，这也是因为在山坡上造房子所带来的必然结果。③建筑以多层欧式传统建筑为主，附以无风格特征的多层民居。④宗教建筑往往成为一个区域的中心。⑤坟场和居民区相邻，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城市发展的局限性等原因所造成。今日之澳门半岛除基督教坟场与圣味基坟场外，普通市民的坟场也紧邻闹市区，位于望夏山脚下的澳门殡仪馆由于城市的发展也成为城市中心的殡仪馆。⑥各种宗教信仰杂糅并存。澳门几乎家家会供奉土地神，若从供奉的牌位数量看，土地神的牌位无疑是最多的。除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建筑外，还有妈阁庙、哪吒庙、三街会馆（关帝庙）、康真君庙、石敢当行台等多个祭奠中国历史和神话人物的场所。
包容性、熟人社会可以说是澳门传统市井文化的主要特征，这种特征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与其城市环境的发展路径和支撑密不可分。澳门半岛历史街区市井空间以及蕴含其中的市井文化一直保持较好 , 居住其中的市民从购物到餐饮延续着多年不变的生活状态，购物、餐饮活动同时也是居民社交的机会，可以说在澳门历史街区“商业（commerce) 等同于沟通 (communication)，货物的交换与思想和快乐的交流如影随形”。也因此在以商业行为为主的市井空间里更容易形成熟人社会。这种市井文化的意义维护着社会生活的有序与和谐，是澳门普通百姓的生活日常。如果从观光者的角度看这些市井空间连同存在其中的市井文化具有符号化、表征性的特点，这可以成为澳门城市文化旅游的有力支撑元素。
3 赓续：澳门市井文化与历史街区空间再建构的思考
澳门总体城市环境中并存着传统的市井文化、具有当代性的都市文化与娱乐博彩文化。尽管澳门发展博彩业的目标是将其打造成为澳门靓丽的名片，但这与澳门发展的历史文脉以及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关联性不大，因此也就无关乎澳门市井文化。总体来说，澳门政府对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的保护非常重视，但在将历史街区、市井文化空间作为城市旅游资源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3.1 关于历史街区的表征性空间与空间实践
在澳门，依托于历史街区的市井文化的意义已经超越文化本身而具有文化旅游元素的倾向。根据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作为表征性空间所关注的是空间的象征维度。表征性空间不是指空间本身，而是某些其他的物质性的象征物。在澳门历史街区类似的象征物存续较多，如地标式建筑大三巴牌坊，这个 1835 年毁于火灾的圣保禄教堂前壁不仅象征着澳门被外来宗教文化植入以及与本土文化融合的历史现实，它也是澳门的城市象征。大三巴延展到其东侧的大炮台便成为澳门最有象征性的表征性空间。这个区域经过了空间功能再建构的过程，使其成为澳门典型的表征性空间，表征性空间的特点之一就是能够成为风景名胜（图 4）。大三巴区域也是澳门历史街区游客来往最多的区域，这里也会发生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实践”，空间实践分为必要型和非必要型、主动型和被动型，有意义且能够存养市井文化的应该是必要型和主动型的空间实践。当用于生活的历史街区成为旅游街区后往往存在剔除原居民生活的现象，这使得这些区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停留在商业交流的层面，空间实践也是非必要型和被动型，具有强烈的商业空间特征。虽然在空间形态方面商业化的历史街区具有市井空间的特征，但却并非是传统意义市井文化的存养空间。从空间实践向表征性空间转变的趋势是我国内地城市众多历史街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这样的街区中原居民的生活被逐渐剔除，取而代之的是为游客打造的各种表征性空间，例如乌镇的西栅、苏州的平江路历史街区较为典型。
图 4 20 世纪 70 年代从大炮台望向大三巴牌坊。
3.2 历史街区空间功能转换
目前澳门以博彩业为核心发展出的娱乐场所、建筑逐渐成为澳门新的表征空间。但娱乐场所空间并不能代表澳门的城市历史，也不能存养市井文化。反观澳门历史街区，透过建筑及街道的尺度、建筑符号、色彩、肌理、市井的吵杂声、饭店溢出的气味等可以感受到一种独特的场所精神，这便是澳门所特有的传统市井文化表征。正如诺伯舒兹引用杜瑞尔的话：“如果你想慢慢地了解欧洲的话，尝一尝酒、乳酪和各个乡村的特性，你将开始体会到任何文化的重要决定因素到底还是场所精神。”
针对历史街区存在着活力不足、缺少可持续发展动力等问题，采用空间功能再建构的方法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功能的替换不可避免地需要对既有物理环境进行重新打造，意味着对空间所传递信息与场所精神的再创造。在形式方面“应巩固其元神，秉持‘微创式、渐进式 ' 的更新原则，尽量还原原貌或维持原貌，对完好的建筑进行清扫与维护，对外部破损但结构完好的建筑进行小幅度修缮。”例如前文所提到的大炮台保持原貌成为澳门博物馆的一部分；永福围则是将既有的衰败的建筑微修复为历史建造文化展陈场所，并将建筑的内外空间相呼应（图 5）；还有位于草堆街 80 号的饮香仙馆，此处是孙中山先生于 1893 年 7 月 29 日所开设的中西药局旧址，其中功能多次变换，甚至一度成为了道教场所。2016 年澳门文化局将其修复并以博物馆形式对外开放，成为澳门城市历史文化旅游景点（图 6）。该场所除展陈孙中山先生的相关内容外，其主要展出了这个建筑再修复过程中所遇到的工程难点以及技术解决路径，这为了解澳门历史建筑的建造和保护方式提供了学习的场所，即通过对空间的再建构而产生了新的场所精神。这几个成功的案例均是在空间功能替换的前提下对空间进行重新建构，以这些案例为基础可以逐渐打造当下和未来意义的新市井文化。另外，引入对历史建筑、街区有情怀的商业业主不失为一种有效措施。以目前的苏州平江路为例，平江路在被列为特色风情商业街后根据原有建筑特色和空间布局，逐渐引进商业业态，形成繁华而不杂乱、丰富多彩的历史街区风貌，商业性质与空间吻合度较高，成为宽范围、高适应性的慢生活旅游打卡街区。
图 5 永福围创客空间。
图 6 中西药局旧址博物馆（作者摄）。
3.3 借助世界文化遗产平台宣传历史街区
2005 年澳门城市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有影响力的建筑和历史街区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较为典型的有：大堂（主教座堂）、圣安多尼教堂、东方基金会、基督教坟场、大三巴牌坊、大炮台、哪咤庙、岗顶剧院、岗顶前地、何东图书馆、圣老楞佐教堂、亚婆井前地、议事厅前地、玫瑰堂等。这些文化遗产集中在澳门半岛历史街区近内港方圆约一公里的范围内，也可以说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密集区，这对于开展城市文化旅游来说无疑是有利资源。但在世界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开发方面澳门显然没有内地城市做得充分，以苏州为例，苏州古典园林申遗成功后“世界文化遗产”便成为苏州古典园林的前缀。另外，城市旅游路线的组织以及目的地的开发和打造也是一个重要的举措，在这方面澳门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也需要做。澳门政府以及居民对申遗后各文化遗产与旅游的融合度已经有所考虑， “在调查居民认为澳门文化遗产旅游景点还有无深度开发的必要时，455 个调查居民中有 400 人认为有必要，占总数的 87.91%；只有 55 人认为没有必要，占总数的 12.09%，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澳门居民对未来澳门文化遗产旅游的进一步开发寄予了希望”。澳门历史街区空间建构以教堂为中心呈放射状布局， “在大一点的环境脉络中，当任何包被成为一个中心时，对其周遭而言可能扮演焦点的功能。由此中心，空间以各种程度的连续性（韵律）向四面八方延申。”教堂影响力的放射和延伸与地形地貌的结合形成各种坡道斜巷。从空间体验的角度看，这些坡道、斜巷强化了快速通过的交通功能，弱化了逗留的功能，不能有效建立城市中的公共社交空间。因此，在城市规划中，葡人依据建筑功能的影响力以及地理条件，刻意保留了教堂建筑的周边区域（即前地）作为可以逗留的空间，这些前地强化了居民的社交环境需求，形成社交市井空间，在当下则延伸出游客体验澳门城市空间的环境支撑功能。
4 结论
在市井文化方面，澳门具有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共存的独特性，探寻澳门城市的环境表征、市井文化的特质及其与城市空间建构的关联性，对历史街区的保护性发展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时至今日，澳门还存在前店后坊这种集生活、劳作、买卖交易于一体的商业空间模式，这也是传统市井环境文化的一大特色。
当下，澳门城市的扩张和产业的发展使得历史街区对于澳门社会发展的支撑力不断减弱。同时，由于澳门历史街区的空间功能被动地不断被转换，使得市井文化呈现逐渐被剔除的现象。市井空间与市井文化是一个城市自然的、朴素的本质面貌，基于城市旅游开发的合理规划可以使澳门的历史街区成为澳门的城市文化名片，同时也使澳门历史街区市井文化得以赓续。根据笔者的访谈，目前游走在澳门大街小巷找寻历史遗迹的游客绝大部分属于自发性、随机性旅游行为，除大三巴牌坊及大炮台外，其他世界文化遗产少有旅游团光顾。澳门在加大旅游宣传的同时有必要设计好旅游路线以及设计开发相关旅游产品，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市井空间、市井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澳门历史街区中的市井文化以及市井空间尚没有被作为旅游资源加以保护、开发、利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原文载《湖南包装》2023年第2期，知网、万方、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的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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